探访华人在大马砂拉越历史足迹：刘直与广惠肇公会

　　中国侨网5月7日电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7日发布文章，追溯历史上华人在马来西亚砂拉越的发展情况，讲述砂拉越最早的华人会馆广惠肇会馆，以及相关人物刘直的故事。

　　文章摘编如下：

　　华人在砂拉越的身影，就考古的发现来说，最早可以推测到中国唐宋时期，在砂拉越河灌入南中国海冲击而成的三角洲地区——山都望(Santubong)，曾经有个华人聚居的繁华商港。这个商港在元朝时期没落，到了明朝时期则时有郑和船员在沿海活动并与当地人通婚的说法。再以古晋大伯公庙为例，建庙年份至今仍是谜，有说可以推算到1800年前后，如果属实，那华人在砂拉越也肯定早于这个年份。

　　然而这些都是“身影”，模糊不清，考证工作甚为艰难。

　　比较清楚的英文记录，也得到官方认可的，是广东人刘直与其同乡在1830年(清道光10年)从广东乘搭帆船抵达成邦江(后来的砂拉越第二省，今斯里阿曼)，而后再迁居至古晋砂督地区，以种菜和蓄养牲畜为生。

　　及至1841年，詹姆士布洛克在古晋建立政权，雇用刘直为其随身侍从，两者因而结缘。刘直的其他同乡，据说则继续务农。

　　砂拉越最早的华人会馆

　　从1840年到1850年代，是清政权陷入动荡的时代，先有鸦片战争，后有太平天国，广东都遭祸连，迫使很多广东人避走南洋。其中，广州、惠州、肇庆人经常结伴同行，互相照应。想是由于南来同乡人数迅速增加，为安顿同乡和襄理病逝同乡的后事，刘直和刘烈(另也写“刘力”，有一说是刘直之兄弟，曾经创办广瑞生宝号)等先贤就发起筹组广惠肇三属之会馆，并在1853年12月开始运作，是为砂拉越最早的华人会馆。与其他籍贯华人早年结社建馆同一做法的是，有关会馆内供奉广府人最普遍的民间信仰——关圣帝像，因此老广府皆将会馆称为“关帝庙”，所知地点在亚答街。

　　数年后，即1857年，华工事件爆发，石隆门(帽山)华工与拉者詹姆士爆发惨烈战争，导致帽山被灭镇，血流成河。在这场战事里，古晋华人是如何反应，我们所知资料很有限，唯相信是人人自保。其时在拉者身边的刘直，有一说他参与对抗华工的战役，然似乎未见具体记载。按照史学家朱敏华先生访问已故邝卓卿先生的口述记录《早期古晋广府人掌故》一文，老人家听闻“刘直、刘力是两兄弟。据说当石隆门客家人作反时，刘直曾经背着拉者王走难躲在椰山避难”。但是，邝老又说“他(刘直)在客家人作反时伤了一只手不能工作”。可见故老相传，说法不一。

　　无论如何，刘直看来始终和拉者维持着不错的关系，而且也开设本身的公司宝号。有一本同样由朱敏华先生编辑的《砂拉越历史文件集》里，就收录了拉者政府于1866年发给刘直的地契影印本，上有刘直署名以及其“聚隆直记”宝号的盖章，地段坐落于古晋中国街。

　　我也曾经在之前为文分析，推测古晋“中国街”一名或也与刘直有关。(请参考2017年4月30日古晋笔记《从中国街到大井巷的百年足迹》)广东地区在史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出了最多革命志士，比如清初出现的天地会、清末出现的以孙中山和海外华人革命志士组织的同盟会等，广东人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作为粤籍人士在砂拉越的老牌会馆，古晋广惠肇人士也倾向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曾经在1909年配合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的要求，安排孙氏身边的大将汪精卫到古晋演讲，并成立“启明社”作为革命的后援组织。后来，在拉者政府的施压下，启明社在1913年被撤销注册。

　　创办学校 成立瑞狮队

　　1914年，拉者政府推出新的社团注册法令，广惠肇会馆以“南洋砂拉越广惠肇会馆”的名义注册为社团。

　　会馆设在亚答街门牌12号，相传这店屋是第二任拉者在1873年赐赠的。会馆除了作为聚会、办公和活动用途，也创办私塾。到了1917年，由于原空间不敷应用，会馆加盖一层成为三层楼的大厦，也就是今天所见。隔年，广惠肇会馆将私塾提升为现代学校，于是有了益群学校。二战以后的1946年，益群学校响应古晋华校统筹统办的概念，纳入古晋中华学校。也在那一年，该会更名为“广惠肇公会”，总理之职位则易名主席，向政府重新注册。

　　值得一提的是，配合该会100周年庆，广惠肇公会在1953年创办瑞狮队。在很长一段时期，广惠肇的瑞狮和武术表演名震江湖，备受好评。我向该会的相关负责人请教，有关瑞狮与武术的根基系出佛山，乃广府正统血缘。这个部分，值得再加研究。

　　和古晋其他许多社团的情况类似的是，许多有关19世纪广惠肇的老记录极为有限，比如刘直其人的生平轶事仅寥寥数笔，诚属可惜。我想原因有三，其一是1884年的古晋大火灾造成大批史料损毁；其二是日据时期许多资料再遭人为破坏；其三是会馆在搬迁时可能导致不少资料散落。(蔡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