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华裔重庆读博研究中荷历史：4年写出3本书

　　张克雷(Vincent Chang)，荷兰籍华裔。1975年3月出生于荷兰，有一半中国血统。2010年在重庆定居。2012年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并在西南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2016年6月博士毕业。

　　感言：重庆曾是我记忆中一个神秘的地方，如今却是我深深热爱的城市。今后我还将继续从事相关研究，让更多人了解重庆。

　　“大家好！我是一名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叫张克雷，来自荷兰。今天能作为留学生代表在这里发言，是我莫大的荣幸。”

　　6月23日，西南大学2016届毕业典礼暨授位仪式在西南大学体育馆举行。一位身材高大、黑发黑眼、高高鼻梁的青年用流利的普通话代表全体留学生发言，他就是西南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克雷。

　　光看张克雷的外表，人们会觉得他是个“老外”。可他对重庆历史的了解，一点也不比重庆人少。

　　“张克雷可以说是‘重庆荷兰人’。”张克雷的博士生导师，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西南大学教授周勇说，张克雷的父亲是出生在重庆的中国人，母亲是匈牙利人。而张克雷来到重庆“寻根”、求学，在中荷关系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的经历，是一个非常励志的“逐梦”故事。

　　祖辈起结缘重庆，来渝“寻根”爱上这座城

　　“重庆，一直是我记忆中一个神秘的地方。”

　　来不及脱下博士袍，张克雷就给我们讲起了他的祖辈、父辈和重庆的故事。

　　事情要从1938年说起。

　　当时，张克雷的祖父张曾庐和伯祖父张增福都供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随着国民政府西迁，他们带着家人来到战时首都重庆。为了躲避轰炸，张曾庐把妻子和长子安排在城郊的南温泉农家居住，张克雷的两个姑姑和父亲张天鸣就出生在南温泉边的茅草房里，在那里度过了最艰难的抗战岁月。

　　1945年，张曾庐被任命为驻荷兰大使馆的外交官，全家迁居欧洲。然而，他们对重庆的记忆并没有淡去。张克雷的父亲引以为豪的是，在他的护照上，出生地写着“重庆”，他常说：“虽然我的中国话说得不是特别好，但无论走到哪里，我都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出生在重庆。”张克雷的祖父和祖母一谈起在中国的岁月，也都会说到重庆。

　　令张克雷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祖父张曾庐曾告诉他，自己还在重庆经历过一次生死危机——1941年6月5日，日军轰炸重庆，张曾庐来到较场口隧道躲避轰炸，因为到达时间太晚，被守卫拒之门外，却幸运地躲过了“六五大隧道惨案”。

　　这些记忆，让出生在荷兰的张克雷从儿时就对重庆格外好奇。2008年，他在父亲和姑姑的支持下，第一次来到重庆“寻根”。

　　“感觉就是两个字：震撼！”生长在荷兰的张克雷，从没见过像重庆这样地形起伏不平、高楼大厦密布、路边可看江景的城市。原来这就是祖父辈生活过的地方！张克雷走街串巷，怎么也看不够重庆的景色。

　　遗憾的是，由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张克雷的第一次“寻根”收获甚微。但重庆人的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性格，让他爱上了这座城市。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再来重庆。

　　加入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4年写出3本书

　　2009年，张克雷再次来到了重庆。

　　这次，他是来度蜜月的。新婚妻子郭婷婷(Christine Korteweg)虽然是荷兰人，却特别喜欢吃重庆火锅、酸辣粉。这让张克雷特别高兴，他感到自己也会像祖父辈一样，和重庆结下深厚的缘分。

　　2010年，张克雷应邀到重庆大学任教，与妻子正式在重庆定居。2011年，他们的大儿子张杰仁出生在重庆。同年，他的父亲、阔别重庆60多年的张天鸣专程回到重庆，度过了67岁生日。

　　至此，张克雷几乎“复制”了祖辈在重庆的轨迹：定居、工作、生子。但锲而不舍的“寻根”，又让他有了一段全新的经历。

　　2011年11月，张克雷在查找抗战时期的重庆外交史料时，辗转见到了周勇，成功地毛遂自荐。2012年，张克雷加入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并成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张克雷是我这些年来所带的学生中，最不用我担心的学生之一。”周勇感慨地说，张克雷本来的专业是法学，他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全凭对历史的热爱、孜孜不倦的热情和踏踏实实的学习。

　　但张克雷的学术研究并非一帆风顺。刚开始，他一心想研究抗战时期的中荷历史关系，可是该从哪入手？面对本来就不多的资料，他迷茫了。

　　此时，导师周勇指出了治学的路径。

　　根据张克雷的实际情况，周勇为他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研究二战时期荷兰外交官在重庆的情况，作为基础。第二步，研究抗战时期的重庆外交界，从而了解中荷关系及战时外交的背景和环境。第三步，在前两步的基础上，研究以抗战时期为中心的中国与荷兰的外交关系。

　　这是个颇为宏大的计划，即使对中国学生来说也并非易事。令周勇欣慰的是，张克雷如期完成了“三步走”计划，在4年中写出了3本研究著作。

　　浏览张克雷的学术履历，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记载：独著《旧日重庆中的荷兰影像 1938—1946年》，2013年12月由荷兰驻中国大使馆出版；与周勇合著《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 1938-1946》，已交付重庆出版社；博士论文《变迁与延续——现代荷中关系研究(1927-1950)》已完成并通过答辩，正在计划出版。

　　张克雷突出的学术成就引起了各方关注。5月29日，荷兰驻华大使凯罗和荷兰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事施柏青专程来到西南大学，出席了张克雷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大使出席留学生的论文答辩会，这在重庆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

　　准备到荷兰的大学攻读博士后，今后还将继续从事相关研究

　　除了学术研究、撰写专著，他还为荷兰与重庆乃至中国的友谊做了不少事。

　　为了“寻根”，张克雷曾到荷兰海牙、法国巴黎，以及北京、台北等地查阅档案文献、实地考察，采访当年的外交官后人，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素材。2014年，基于这些素材，周勇和张克雷与荷兰驻重庆总领事馆、重庆广电集团合作，拍摄了电视纪录片《沧浪万里长》，讲述了70年来，曾在战时重庆生活过的中荷两国的外交官们传奇的人生故事。

　　同年，张克雷还赠送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件珍贵的礼物——荷兰外交家、汉学家、小说家高罗佩亲自挥毫的“博通两海”书法卷轴。张克雷介绍，高罗佩是上个世纪40年代在荷兰驻重庆大使馆任外交官，与供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伯祖父张增福是好朋友，曾创作《狄公案》等系列小说。卷轴就是高罗佩在张增福前往荷兰当外交官时所赠。

　　此外，张克雷还为“渝新欧”大通道在荷兰落地、引进奥斯卡获奖纪录片《苦干》的使用权等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周勇评价他是“荷兰与重庆乃至中国友谊的使者”。

　　“这些工作并非我一个人的功劳，周勇老师对我的帮助太多太多！”张克雷说，周勇治学严谨、精益求精，让他受益良多。接下来，他准备到以汉学研究闻名的荷兰莱顿大学攻读博士后，继续从事中荷关系研究，让更多人了解重庆。(申晓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