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中文 幽默地讲故事

　　为了自己的名誉，也为了对得起学生，王老师开课第一句：“中文一点也不难！”结果底下一片嘘声。

　　“觉得难是因为你觉得陌生不习惯而已。汉语拼音是拉丁字母，而拉丁字母对于你们来说如同儿戏；汉字的发声大都靠前，回家后买几包鸟食瓜子，嗑上一个星期就练出来啦。所谓难的不过是汉字的识别，我传授你一套逻辑加想象的功夫，然后你就觉得中文一点都不可怕！”王老师说。

　　这二十几个人对中文一点概念都没有，是真正的“菜鸟”，只有一个SHI在中国旅游过三个月，另外一个长着中国人脸的小伙子，爷爷那辈儿是印尼的中国侨民，等到了他这代，中文绝迹。

　　“你看‘人’字，四平八稳地撇开二腿站着，难吗？！一个人长着宽宽的肩膀，比其他的人就显得的‘大’，容易吧！人大了以后不知足，还想继续长，长到天上去，‘天’当头给以他一棍，简单吧！挨打后明白了，停止生长，可男人们仍旧自以为是，一定要长到天外去，比如孔‘夫’子。”

　　“你看‘女’人，盘腿坐在那里辛苦地纺线；家里有了女人和孩子就叫‘好’。你看这匹马，高高的头，宽宽的背，尾巴之所以长在里面，是为了节省地方。做一个女人很辛苦，当一个女辛苦到好像一匹马时就不再是普通的女人，他们是‘妈’。”噢！女学生们一致赞同地感叹，男同学不以为然地撇着嘴，那意思是：这样就能记住了？

　　“在田里卖力的是‘男’人，田里工作沉重啊，压弯了人的脊椎，人‘累’得都缩小啦，就像YAN。”哈哈哈，大家笑起来，立刻就记住了‘累’字，YAN总喊累，却只缺过一堂课，王老师见他未到，心中茫然，“YAN怎么啦？”班上的同学立刻回答，“他很累！”听得王老师特有成就感：他们不过才扫盲水平，居然就能接下茬了！

　　“如果人姓SHI很危险，因为SHI音同屎，孩子喜欢借故取笑。”

　　“那‘屎’字怎么写？”SHI问。“你看，人死了，没魂了，‘尸’体轻飘飘的像个断线气球，只是死前吃的米饭还未完全消化，窝在肚子里都臭哄哄拉，‘屎’！”

　　学生们摇着头，觉得恶心，不过倒确实把字记住了。不过单单一个“屎”字没有用，王老师干脆教会他们说“拉屎”。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王老师把字变成故事讲给大家听，别看他们初级班，能记住的中文真不少，一堂课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

　　最后的十来分钟里，王老师为让他们放松神经，总是给他们讲一段中国故事，故事的性质要看他们正好说到哪儿，或者问大家想听哪个领域，想听神话：牛郎织女；想听哲理：塞翁失马；而老子、孔子更是这里的熟人。

　　有一次不知为何提起了昭君出塞，又从出塞转到古代的死刑，无边无际的胡扯。每堂课的最后胡扯，但这些胡扯确实教书匠最后的点睛之笔，看他们在下面聚精会神、鸦雀无声倾听的样子，王老师就逐渐地把中国文化一桩桩、一件件趣事、怪事、好事介绍给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人。

　　学起名 难坏了中文教师

　　一个和王老师在代课学校认识的六十多岁的葡国老头非常执着地要跟着他学中文。为什么呢？原来王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学习上的性格：你这个人内心富有激情，但不会表达，而且很容易被其他学生积极发言的热情所压抑到。他一听激动得不得了，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他说：他从小就是被不了解他性格的老师耽误了！

　　当然，像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一样，程序是要先从字母学起，汉语就是a、o、e、i、u…，然后为了激励学习热情，也会开始一些简单的日常对话。葡国人对中文的抑扬顿挫的不同声调很着迷，但也很头疼，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跟读，时间久了，舌头都疼。

　　圣诞节时，老头迷上了给亲戚朋友用中文写生日贺卡，按理说他学了一阵子，这些事都成了小菜一蝶，无非是写些“祝某某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或者给老头老太太们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的吉祥话，可在给对方写名字的时候出现了难题。

　　这老头有点固执癖，无论王老师给他翻译出怎样的名字，他总要问每个字代表什么意思？总体上能不能表现出这个人的性格特征？每次王老师都要皱着眉头苦想好一会儿，有些字发音好听，可是意思太平淡；有些字很有个性，可是发音太离谱。无奈之下，王老师时常造出一些稀奇古怪，完全不像一个中文名字的东西。

　　想到如果有中国人看到这样的名字，一定会捧腹大笑或者骂起名字的人是白痴。因为，在翻译外国人的名字时，第一原则是在发音上要接近，其次是在意思上尽量往吉祥或者优雅上靠。而中国人对起名字是很讲究的，要看天地人格的。所以，每次王老师和老头都要做拉锯战，老头非要问每个字的深刻含义，恨不得这两三个字就书写了这个人的一生。

　　老头还对王老师说：“你就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好了！”他的一个侄女叫“Babara”，照常规翻译成“芭芭拉”。

　　老头依旧执着地追问每个字以及组合起来的意思，可无奈“芭”是香蕉的意思，他非要把一个女人的一生和两只香蕉扯在一起，是不是也有点不公平？老头认识的人太多了，写生日卡这件事成为每天课上的主打话题，持续了好几个月，到现在也没有终止的迹象。(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