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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日本人:是什么让我们留在了中国

2021年01月08日 09:17   来源:解放日报   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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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让我们留在了中国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在由TELL公众演讲会、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联合主办的TELL+JAPAN第三季演讲活动中,来自日本的小林千夏和野村义树讲述了他们与中国的故事。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文化的跨越,也让我们相信,中日之间的理解、改变和共赢是可以实现的。

  我要从翻译者变成沟通者

  ■小林千夏

  在日本上学时,我有一个“上海虎妈”

  我叫小林千夏,是个“80后”,我在上海生活、工作已经有16年了。阿拉是半个上海宁(我是半个上海人),因为我的妈妈是上海人,我的爸爸是日本人。

  我的老家在日本横滨,横滨和上海是友好城市,所以,我小时候虽然在日本长大,但是中国文化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中华街上的录像带租赁店,那里有很多中国的电视剧、动画片,我最喜欢看的一部电视剧就是《上海一家人》。

  每年的寒暑假,我妈妈都会带我回国探亲,我在上海玩得超级开心,又是玩又是吃,导致每次回日本开学前都要疯狂赶日本的《一课一练》作业。

  我的妈妈是一个“上海虎妈”,她和所有的中国父母一样望子成龙,成绩至上。从我记事起,我妈对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要好好读书,动画片没有什么看头,跟同学玩也玩不出什么名堂,你快点回家写作业吧”。我在日本的公立学校上小学,一般下午一两点钟就下课了,同学们都在那里尽情玩耍。女同学在教室里画图填色,当时很流行画美少女战士;男同学则在操场上踢球、奔跑,等天色渐黑了才回家。只有我是班级里的异类,下课后就背着书包匆匆往家赶,因为有繁重的家庭作业在等着我。我妈每天给我布置的家庭作业,是要在A4纸上写一篇日记,先用中文写,写好后再用日语翻译一遍。日记的要求是生动描述当天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对此的感悟,还要用上近期学到的好词好句。每天写完这篇日记,就差不多到傍晚了。

  记得有一次,因为什么事情我惹我妈生气了,她用手里的保温杯揍了我一顿。第二天我到学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同学们,没想到他们一个个脸色大变,一个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还说要陪我一起去“儿童相谈所”(日本专门维护儿童人权的执法机构)。但是我跟他们解释,我并没有被虐待,打孩子是中国父母管教孩子的一种方式。

  这种中日之间的文化碰撞,不仅体现在教育上,还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日本有带便当的习惯,每天日本妈妈都会亲手给孩子做便当,那些便当看上去非常精致可爱。而我母亲给我做的中华料理就显得与众不同。有一天,我妈给我准备了黑木耳炒蛋,我的日本同学看了就问:这黑色的是什么?是炒塑料袋吗?还有一整条的清蒸鱼,连头带尾的,上面还放着葱姜,这些都是日本同学没有见过的。所以,每天一到中午,我打开便当,班级里的同学都会围过来看,嘴里还说:今天你又带了什么奇怪的便当来?这成了我们班级的一个常规节目。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小,不明白为什么我和周围的同学不一样,但是出于本能,我还是希望周围的日本同学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用现在的话说,小小的我已经在为中日文化交流做贡献。

  50张照片,反映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

  考大学的时候,我立志要远走高飞,于是申请到中国留学。2004年夏天,我手握着东京到上海的单程机票,快乐得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的格力高公司工作了近10年。30岁那年,我选择成为一名自由翻译。感谢我的“上海虎妈”从小让我做中日文的作业,所以我的中文和日语都很好。但是,在当自由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除了把语言的翻译做好外,怎么才能把中日之间的沟通做得更好?有的时候,我虽然精准地把信息翻译给了对方,但是项目推进仍不顺利,因为项目双方在认知或理解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随着项目的推进,这种差距会越拉越大。于是我就想,我要从一个翻译者变成一个沟通者。

  2019年秋天,我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主要从事中日企业之间的市场咨询。公司成立不久,我们就接到了一个来自日本某化妆品集团的项目,对方要求我们飞到东京的总部去开一个研讨会,向他们的员工介绍中国的情况。

  该集团正在部署未来的全球市场,中国自然是重中之重。但是,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对中国的了解非常片面,这给业务的推进带来了很多阻碍。为了开好这个研讨会,我们在启动仪式上安排了一个小游戏,请现场来参会的人员每人准备一张照片,用这张照片代表他心目中的中国。

  当时来参加研讨会的大约有50个人,他们分别准备了什么样的照片呢?这50张照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天安门广场前穿着中山装的中国人,还有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整个色调都是灰蒙蒙的,那是几十年前的中国。第二类是假的米老鼠、唐老鸭、皮卡丘,还有各种假的公仔人物组成的“山寨游乐园”。第三类是智能手机、支付宝、微信支付的图片。

  这三类照片的含义大不一样。

  第一类是三四十年前的中国,拿出这张照片的日本人,说明中国在他的印象中几十年也没有更新过,他根本不知道中国发生的巨变,头脑中还是以前灰蒙蒙的中国形象。

  第二类照片显然存在着负面信息,在有些日本人心目中,一提到中国,想到的仍然是“山寨货”。

  第三类照片则反映出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但是,如果你深入地去问日本老百姓,他们只是会说:中国人好厉害!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了。他们对数字支付在中国的发展以及整个消费形态的变化,却没有多少真正的了解。

  看着这些照片,我当时内心的感觉是,中日之间的交流真是任重道远。对于日本老百姓来说,如果他们对中国不是很感兴趣的话,他们能够接触到的中国信息渠道是非常有限的,这导致他们的认知往往比较片面。那么,日本人真的对中国不感兴趣吗?我觉得不是。日本人很喜欢吃中华料理,现在日本的年轻女孩流行一种妆容,叫作“中国美人妆”,日本的女高中生还非常喜欢喝珍珠奶茶。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存在什么很大的隔阂。

  我认为,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好恶,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如果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主观地下判断、做决定,那很容易造成误解,并且错失机会。了解的前提需要信息的传递和沟通,而且这种沟通不仅是点和点的接触,更应该是一个面的覆盖。当双方在沟通的过程中不断聚合起更多互相理解的人群,我们才能真正融合在一起。

  我未来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的命运注定和中国绑在一起

  ■野村义树

  我是来自日本东京的野村。到现在为止,我在中国住了17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真没想到会待这么久,是什么让我留在了中国?今天我来讲一讲这个故事。

  因为喜欢看成龙的电影,所以选修中文

  我与中国最早的缘分,是大学时第二外语选了中文,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从小喜欢看成龙的电影。虽然第一天上课,我才知道成龙讲的不是普通话。

  一般来说,大三的时候开始找工作方向,但我想了好久,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正好有一个朋友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中国留学,还可以拿奖学金。我觉得很不错,于是开始申请留学。

  根据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审核要求,我提交了一份研究计划书。审核的过程很漫长,我夏天提交了文件,冬天进行了简单的面试,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终于收到了留学通知。

  我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因为语言不过关,我先在南开大学的汉语学院学中文。对于一个东京人来讲,天津的夏天太热、冬天太冷,自行车又经常坏,我天天很郁闷。因为没有交到什么中国朋友,那段日子我很孤独。在离开天津的送别会上,我对大家说:“10年后纽约见,我再也不来中国了。”

  但事实上,我后来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也没去过纽约。

  比较高冷的我,成了中国员工的“哥哥”

  我回日本之后开始找工作。我特意找了一家在中国没有分公司、没有中国业务的咨询公司。但我的命运似乎已经和中国绑定在一起:我进公司的那一年,这家公司新建了中国事业部。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给餐饮连锁店品牌提供咨询服务。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公司先在台北、深圳开了直营店。我首先被派到台北工作,运营日本料理店。虽然每天工作到很晚,但我认识了很多新的同事和朋友,我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其实没什么大的差别,特别是年轻人的想法、经历都差不多。

  2007年,我来到深圳经营日本料理店,那是一家位于罗湖万象城的有300个座位的大型店铺。日本料理特别重视服务,但没想到刚上班没几天,有一天我走进店铺,看到迎宾台前的新员工正低着头看报纸。我很生气地叫了他,他还笑着跟我打招呼,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了解了情况后,发现这不能怪他们。很多员工来自贫困的广西、四川、湖南等地,他们从来没有吃过日本料理,更不用说学过高级餐厅的服务了。为了增进交流,除了工作以外,我和他们一起吃员工餐、聊天,和每一个人面谈。

  我原来比较高冷,但后来慢慢变成了他们的“哥哥”。员工们每天写日报给我,我也几乎每天给他们回信。我们制定了几个约定:不说别人的坏话,不取笑别人,尊重他人,不要不懂装懂等等。天天开会时一起念,一起进步。

  有些员工为了进一步发展,想学英文,我就给他们开了英语课,还有电脑课。我用心对待他们,他们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回报。仅仅半年以后,那家店的销售额就翻了一倍,被美食杂志选为深圳最好的日本料理店之一。

  当然,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我的老婆就是那时候的同事。

  妈妈原来反对我结婚,现在她开始学中文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离开深圳,到了无锡、上海,我那时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婆,也和我一起来到了上海。

  有一次,我妈来上海旅游,我给她介绍了我的女朋友,她看上去很满意。但没想到,我正式告诉她决定和女朋友结婚时,她在电话里直接表示反对。我解释了很多,可她根本听不进去。她纠结的不是我女朋友本人怎么样,而是她的国籍。后来,在我们的坚持下,我妈总算接受了我们的决定。

  我老婆家在农村,他们家人也同意了我们的决定,于是按照当地习俗算了个好日子,在他们老家办婚礼。

  我爸我妈坐飞机从东京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长沙,下了飞机又坐了8个小时的大巴,最后在一段没有路灯的山路上开了半小时车才到家。我爸妈听不懂中文,又处于很紧张的状态,心情自然不太好,我很担心两家人合不来。

  第二天早上,鸡和鸭子的叫声把我们叫醒了。这是一个有山有水、空气清新的好地方,看到这些美丽的风景,再加上岳父岳母的热情招待,我爸妈心里感觉很温暖。我特别感谢岳母,她不会说日文,但一直陪着爸妈讲话,我妈也直接用日文回答,虽然互相听不懂,但他们一直嘻嘻哈哈地笑。

  这里的婚礼和日本的很不一样。把缝好纸币的一条布挂在肩上,每天放不完的鞭炮,很多亲戚、村民来祝贺我们,热闹的气氛让我们两家很团结。去之前,我妈对我说这一辈子只去一次,可她回日本后就开始学中文。后来她来过好几次上海,又去过一次岳父岳母家过年。我岳父岳母也会讲几句日文了。现在我们两家有一个共同的微信群,互相发平时的生活照。虽然语言还是不通,但已经是一家人了。

  我们的大女儿名叫知由,知道的知,自由的由。“由”这个字是“中”和“日”的重叠,我希望中日混血的女儿将来一定要推进中日友好的事业。

  友好是从互相理解开始的。为了让更多日本人了解现在的中国,我开始写博客,我想更改很多日本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同时,我也希望中国人对日本更有兴趣,有更多的中国人喜欢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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