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站东片区 留下多少名人的印迹

　　北京站东片区 发生多少不为人知的往事 又留下多少历史名人的印迹

　　提起北京站，都知道它在东南二环附近，马路宽敞，建筑整齐现代，明城墙遗址公园近在咫尺。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热闹繁华的北京站东地区，其实曾由一条条狭窄绵长、错综复杂的老胡同组成。这里曾经发生过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也住过不少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印迹的名人。

　　春暖花开的四月，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青睐”胡同寻访团队走进北京站东片区，挖掘藏在这个街区的隐秘历史。斯诺夫妇的曾住地盔甲厂胡同、徐悲鸿曾经生活过的东受禄街、前身是元大都城角台的古观象台，还有从崇文门内大街东侧一直流到南城根的泡子河，都在这次实地寻访中渐渐清晰起来。

　　被拓宽的大羊毛胡同

　　消失的“沟沿头”和“闹市口”

　　主讲嘉宾还是“青睐”的老朋友、胡同研究专家王兰顺老师，他在北京市档案局(馆)展览陈列处工作多年。从1999年开始，他先后策划举办过禄米仓胡同、总布胡同、外交部街、崇内胡同、大栅栏街区、西交民巷街区等多项历史文化展览。可以说，北京的大部分胡同，他都亲自实地走过。

　　1958年，北京火车站开始修建，拆除了复兴里、梅竹、二眼井等胡同，并将毛家湾、江擦胡同等东西两侧胡同部分拆除，拓宽了原沟沿头和闹市口，命名为北京站街。而沟沿头与毛家湾、钓饵胡同交汇的南部成为北京站。

　　大羊毛胡同也是因为建设北京站而被“改变命运”的胡同之一。大羊毛胡同呈南北走向，北起小羊毛胡同，南至盔甲厂胡同，东与柳罐胡同相通，西与老钱局胡同、丰收胡同、东绶禄胡同、抽屉胡同相通，八十年代末开辟北京站东街，把大羊毛胡同分为南北二截，全长349米。

　　在位于大羊毛胡同北口的中国海关博物馆里，王兰顺开始了对北京站东片区的介绍：“现在北京站最南边的几个站台就在老城墙的南墙根，过去这里还有德国坟地，臭名昭著的克林德墓就位于这里。”

　　王兰顺展示出了一张1916年这片街区的历史地图：“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胡同，一个是大羊毛胡同，它在这个地区是纵贯南北的，再有一条就是沟沿头胡同，也是纵贯南北的，两条胡同一东一西。再有就是一条泡子河。”从地图上清晰可见，一条沿着明代城墙自北向南，到明城墙东南角之后再向西流的水道，形成了一个直角。

　　大羊毛胡同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原来只有6米宽，2004年扩宽到35米。拓宽后成功从现在的海关总署东侧新开辟了一条连接北京站东街与长安街的纽带，与北京站前街形成了交通环线。北京站东路修通后，大羊毛的地名仍然存在，而与之相连的小羊毛胡同却已经消失了。

　　沟沿头胡同，曾是明初形成的一条水道，原来水道边的土路叫沟沿，最早只有北边一小段有人家，故称沟沿头，南边大部分是泡子河的荒地和水洼。

　　由于北京站的建设，包括沟沿头胡同在内的抽屉胡同南头、马匹厂南头和盔甲厂的一部分都被画入占地范围，沟沿头胡同被拆掉了。过去，沟沿头胡同往北与闹市口大街相衔接，从现在的北京站口往南500米左右这段就是原来的闹市口大街。闹市口和沟沿头过去也是个比较热闹的地方，从北到南街面上买卖铺户很多。

　　1958年以前，现在的北京站前街北口的中心位置，是四条街道汇合的十字街口：东边街道叫“东观音寺街”；西边街道叫“西观音寺街”；北即“方巾巷”再接“朝阳门南小街”。这四条街道汇合的十字街口，就是当时的“闹市口”。

　　1958年，为迎接建国10周年，北京开始扩宽东西长安街街道并向东西方向延长，同时兴建北京站、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建筑，闹市口周围正属拆迁地区，于是这里的部分住户开始搬迁，这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闹市口消失了，部分胡同消失了，数以百计的住户迁走了……

　　明城墙东南角下

　　曾经淌过一条美丽的泡子河

　　“泡子河过去是跟通惠河通着的，泡子河沿岸不光有寺庙，还有一些私家的园林，所以能够想象到过去的泡子河还是很漂亮的！”王兰顺这么描述着人们已经无法再看到的那条曾经流淌的泡子河，大家只能一边听一边想象了。

　　泡子河名称的起源以及其发展变化可追溯到元、明、清三代。据清朝人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一书中记载：“泡子河即元人所开之通惠河。”是元代漕运的必经之路。

　　起初泡子河和观象台都在元大都的城墙外，即文明门外。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北京拓宽南城，将元大都南城墙向南推进约二里有余到现在前三门一线。文明门改称崇文门，泡子河就被圈到城里了。所以明朝初年，城里南段水道已改由御河桥经南水关入护城河向东流，废弃了元朝经船板胡同迂回东流的一段旧通惠河，在城东南角留下一段残迹就是泡子河。

　　历史记载，泡子河东岸有一座建于明成化初年(1465年)的吕公堂。后来，万历皇上赐名，改叫护国永安宫，崇祯年间又叫吕公祠。祠内供着吕洞宾，春秋进京赶考的学子，纷纷来乞梦求愿。除了吕公祠，泡子河周围还有慈云寺、华严禅林、太清宫、关帝庙等。

　　“我们在1916年的地图上看泡子河的时候，它中间有一个鼓肚，河面很大。到了1949年，泡子河就是一条沟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泡子河河道日益变窄，水越来越少，直至变成死水，淤积了许多城市垃圾，臭气熏天，所以在城市的治理过程中就被填埋了，今天河道上面还搞起了建筑。”泡子河就这样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

　　从海关博物馆出来，王老师带领大家顺着大羊毛胡同一路往南，走到与现在的北京站东街交叉口位置，他停下了脚步。“这里的建筑还发生过地基下沉，因为人们并不知道这里以前是古河道，底下的淤泥、沙子不是几年形成的，而是几百年形成的，所以地基下陷的问题就出现了。”

　　住在神路街的徐悲鸿：

　　第一座由美术家故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人纪念馆

　　王兰顺在介绍泡子河的时候，曾说到泡子河沿岸有许多寺庙和道观，所以与之距离很近的“神路街”的得名就跟这些建筑有关系。

　　“神路街”后来被讹化为“受路街”，在东受路街曾经居住着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徐悲鸿。“为什么徐悲鸿要住在这儿呢？如果跟我走过之前的胡同寻访，就会记得我们在寻访东总布胡同的时候讲到过北平国立艺专。徐悲鸿当时在北平国立艺专当校长，他住在这儿离国立艺专很近，上班比较方便。”

　　王兰顺老师提到，徐悲鸿纪念馆就曾经坐落在这里，建立于1954年，周恩来总理亲书“悲鸿故居”匾额。这也是第一座在美术家故居基础上建起来的个人纪念馆。1966年“文革”开始后，原纪念馆被拆除。1973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新馆于西城重建。

　　盔甲厂胡同13号

　　《西行漫记》在这里诞生

　　77年前的深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北京租住的小院里开始写作《西行漫记》，这本书后来成为经典，也让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首次完整地出现在西方视野之中。这部巨著的诞生地，就在如今北京站东的盔甲厂胡同内。

　　寻访团队伍穿过北京站东街，往南走上七八米，再向右一拐，就能看到一座写着“中安宾馆”字样的建筑，宾馆的外墙上标注着《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写作地旧址，还挂有斯诺夫妇的照片。史料显示，斯诺自1928年来到中国后，曾经旅居北京5年，并在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租住在盔甲厂胡同中一处属于教会的四合院里。

　　“据说斯诺住的时候房子不小，里面还有亭子、假山等等。但是现在原有的历史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个中安宾馆实际上是后来重建的，原来的东西和建筑一点都没剩下。”王兰顺告诉大家说。

　　不过，在中安宾馆里，人们还是给这位中国的老朋友设立了专门的纪念墙和雕像，中安宾馆大堂里还贴着斯诺夫妇住在这里的照片，甚至还有一架旧钢琴。

　　斯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不仅只是《西行漫记》作者这么简单；而原来的盔甲厂13号，也并非只有“著作地”一层身份。

　　“一二·九运动前夕，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斯诺家，陆璀就是其中一个，这里还有她躲在斯诺家时拍下的照片。”王兰顺指着中安宾馆内院墙上陆璀的照片说。在这张老照片上，“曾在一二·九”运动中进行抗日演讲的陆璀，在斯诺家的院子里抿着嘴笑得正甜。

　　走进中安宾馆内部，墙上挂着那张由斯诺拍摄的堪称经典的毛泽东红军戎装照。王兰顺老师说：“照片上毛泽东帽子和衣服的颜色并不完全一致，据说帽子是为了拍照临时向斯诺借的。”

　　帕梅拉惨案：

　　东南城墙脚下至今未解的外国人被杀之谜

　　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里交待过一个外国少女被杀的故事，就跟这个有点儿关系，连被害人的名字都没变，就叫帕梅拉。

　　王兰顺提起了这桩至今还悬而未决的凶杀案，就与盔甲厂有点关系，因为凶杀案的受害者就住在盔甲厂胡同。

　　寻访团中，有一位吴先生从小就住在盔甲厂胡同，他说解放以后城墙角下很偏僻，人也不爱来，自己小时候都不敢单个儿出门。

　　1937年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一位遛鸟老人在东南角楼下发现了退休英国外交官维尔纳的养女帕梅拉的尸体，已经面目全非。起初，海伦·斯诺曾怀疑，戴笠为了阻挠他们的报道和出版，想要暗杀她，只是手下杀错了人，于是邻居家的帕梅拉遇了害，因为她们长得还真有点像。但是军统局下手一般都是手脚麻利，一枪毙命，帕梅拉却不是这种死法。王兰顺介绍说：“当时斯诺夫人吓得够呛，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帮助很多进步学生，总担心像戴笠这样的人会对他们实行暗杀，斯诺夫人担心是不是杀错了。帕梅拉的尸体后来就运到了协和医院进行解剖，养父维尔纳怀疑是给帕梅拉看牙的牙医干的，后来还发现了作案现场。由于紧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美是盟友关系，维尔纳必须要离开这里，不然就有可能被日本人抓起来，因此案件没有再继续追查下去，就成为了悬案。”

　　后来，还有一本小说叫《午夜北平》以此为题材，专门写了这件事，王兰顺说他看了这本书，与档案记载相差不大。

　　五百年风云后

　　由高地变洼地的古观象台

　　从斯诺曾住地出来，大家跟着王兰顺老师的步伐继续实地寻访，下一个目标便是位于建国门立交桥西南角的古观象台。

　　“元大都的城墙不包砖，是土城墙，如果到元大都城墙遗址公园去看，我们会看到一溜土埂，那就是过去元大都城墙塌了以后形成的土坡。所以古观象台西北侧还有一块地儿叫黄土大院，有人考证说那个地方大大的土坡可能就是元大都城墙塌了以后形成的。也有人说元代的时候郭守敬在那搞过一个司天台从而形成高坡，说法不一。”

　　北京古观象台建于1442年(明正统七年)，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1279年(元十六年)，郭守敬等在今建国门观象台北侧建立了一座司天台，成为北京古观象台最早的溯源。明正统七年在元大都城墙东南角楼旧址上修建观星台，放置了浑仪、简仪、浑象等天文仪器，并在城墙下建紫微殿等房屋，后来又增修了晷影堂。

　　1644年清政权建立之后，改观星台为观象台，并接受汤若望的建议，改用欧洲天文学的方法计算历书。1669-1674年，由康熙皇帝授命，南怀仁设计和监造了6架新的天文仪器：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纪理安设计制造了地平经纬仪。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皇帝又下令按照中国传统的浑仪再造一架新的仪器，命名为玑衡抚辰仪。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德、法两国侵略者曾把这8件仪器连同台下的浑仪、简仪平分，各劫走5件。法国将仪器运至法国驻华大使馆，后在1902年归还。德国则将仪器运至波茨坦离宫展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仪器于1921年装运回国，重新安置在观象台上。

　　辛亥革命后，观象台改名为中央观象台，1927年，紫金山天文台筹建，古观象台不再作观测研究，于1929年改为国立天文陈列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进逼北京，为保护文物，民国政府将置于台下的浑仪、简仪、漏壶等7件仪器运往南京。如今这7架仪器的真品分别陈列于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现在在观象台中看到的浑仪和简仪都是复制品，

　　古观象台一直是北京地区重要的天文观测场所，跨越500年的漫长历史。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如今的古观象台早已经淹没在高楼大厦之中，根本不具备观测星空的条件。可是作为珍贵的历史遗迹，北京古观象台依然被立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小就住北京站东片区的吴先生回忆，小时候在古观象台一带爬土城墙的时候，站在高地看过去可以把北京城看得清清楚楚，但现在，从古观象台的院子向外看去，四面全都是高楼大厦，再也看不了那么远了。“这边儿成了‘盆景’了！”王兰顺老师也打趣道。

　　大家感慨，就连小时候能听得很清楚的北京站整点钟声，如今似乎也不那么清晰了，得竖起耳朵才能模糊地分辨出一点点声音。

　　遗憾和失落的情绪虽无法避免，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总有些东西消逝在时间和变迁里，走过它，记住它，也许是纪念它最好的方式。

　　文/本报记者 雷若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