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精英们的全球视野,可以帮助广东了解世界最尖端的产业方向。“比如生物科技,美国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与美国在上游技术方面的差距达到15至20年。”身为硅谷高科技创业协会主席的胡勇举了一个例子,目前常见的疾病有几百种,国内只有20多种常规诊断试剂,而外国则有80多种。
胡勇回国创办公司,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带了回来。在胡勇的手头上,有一份厚厚的产品目录表。胡勇告诉记者,其中20%的产品属于公司自主研发,80%的则是与其他美国公司合作,当中大多数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与此同时,“海归”将先进的技术中国化,成为珠三角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10年前,袁玉宇的美国导师托马斯波兰教授创造性地提出器官打印理念。袁玉宇和同学徐将导师的理念付诸实践。目前他们已成功地在动物体内制造出皮肤、血管、骨等组织,正在研究更加复杂的器官,如肾、心脏等。
这一革命性的技术,在美国引起了CNN、美国广播公司等上百家主流媒体的关注。美国著名的《商业2.0》杂志将其评为“21世纪改变世界的六大技术之一”。“作为开拓该技术领域的华人科学家,我们有责任将它带回中国。”2008年9月,袁玉宇创办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预计至2013年,产业化生产5个以上产品,销售额将达5亿元以上。
提升珠三角产业体系的层次,关键靠人才。以胡勇和袁兆亿所在的广州开发区为例,“海归”累计孵化企业440家,实现产业化企业164家。袁兆亿表示,下一个30年,广东应该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过渡。
“抄底”,先要摸底
目前,国内“抄底”海外精英渐成趋势。中央出台了“千人计划”,将在未来5到10年内吸引千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工作,并建立40至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上海仅去年底的“海外人才采购计划”,就使企业家们从伦敦、纽约、芝加哥捧回了数百公斤重的简历。
“在来势汹汹的‘抄底潮’面前,广东一定要看看自己的家底,看看自己的产业特征与产业结构。如果盲目出击,将会存在很大风险,势必加大发展成本。” 袁兆亿表示。据了解,省人事厅已专门就此召集广州、深圳、珠海等市人事局分管人才工作的负责人,省直有关单位以及高等院校的人事(干部)处处长进行研究。
许多“海归”建议,国内应当成立专业的招聘团或者项目鉴定委员会,对人才进行科学测评。胡勇举了一个例子,国内某地方政府的“华尔街抄底团”, 吸引了3000多名海外精英到现场应聘。当地华人或专门乘飞机,或开车6个多小时赶来面试,很多过去的金融高管排一个多小时的长队,只得到3-5分钟的谈话机会。“事实上,这是相当草率的,短短几分钟的交谈,很难判断出人才的真正价值。”
罗秀豪提交提案,建议首先在美国硅谷、德国巴伐利亚等高层次人才集中的欧美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华人华侨集聚地设立引才办公室,依托外事部门海外工作网络和引才办公室跟踪高层次人才动向,并建立海外人才需求预测、申报制度和需求信息发布制度。
胡勇对此表示赞同,吸引海外精英不是“一阵风”式的运动,而是一项长期计划。他表示,目前,其所在协会里聚集着几十名华人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是生物、IT、金融等领域的精英,大多有着回国的强烈愿望。政府可以通过类似的海外华人团体,与海外精英直接对话,吸引其回国创业。
引得来,更要留得住
“引得来,更要留得住。”袁兆亿不无担忧地说,如果没有合适的生长土壤,一旦全球经济回暖,海外精英就会像候鸟一样飞走。
在这场激烈的海外人才“争夺战”中,政府部门纷纷出台配套资金、子女教育、医疗等优惠政策。在袁兆亿看来,优惠政策并不是“独门武器”,其他城市都可以模仿。广东能否吸引高端海外人才,关键在于软竞争力的比拼,比如政府效率、创业氛围、制度环境等无形的方面。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融资难问题让许多“海归”在创业初期举步维艰。许多“海归”形象地将企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0—1(萌芽期),1—10(成长期),10—100(成熟期)。让他们苦恼的是,风险投资大多喜欢投向有大量订单的成熟企业,而对处于萌芽期和成长期的企业少有关注。
袁玉宇告诉记者,以迈普为例,整个项目需要5000万元资金。尽管项目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是融资仍然耗费了其30%的精力。而在国外,有一套完整的风险投资机制。硅谷的许多中小科技型企业很有前途,经过评估专家测评,风险投资马上介入,解决厂房、设备、市场、执照等诸多问题。
同时,有些政府部门的办事风格,也让“海归”有些无所适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海归”告诉记者,由于政府信息不透明,自己在注册企业时白白跑了好几趟。当时申请注册“某某生物科技公司”,办事人员没有告知不行。让他哭笑不得的是,10多天后申请被拒,办事人员才告知其原因。
除此之外,由于难以习惯国内环境,特别是学术官僚化、复杂的人际关系等等,不少“海归”选择“二次出国”,这个问题值得政府关注。(郭芳 冯宇航 焦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