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工从医投身儿保事业

　　郭迪教授，虚岁100，身高仅过1.5米，较瘦，看起来极不引人注目。他不苟言笑，除了面对孩子。他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飞快的步伐，直至80多岁，他的学生依然跟不上他。对很多人而言，他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他也许说着说着，突然就走开了，当学生还傻坐在办公室等他时，却发现他已出现在楼下的过道里。他不同意你的观点的时候，绝不会反驳你或者与你争论，而是不再接口继续这个话题，只有熟悉他的同事才知道，“老先生反对了，再怎么劝也没有用”。

　　郭迪之所以走上行医之路，也是因为他的个头。1927年，他抱着工业救国的愿望，中学未毕业就报考交通大学电机系，并被破格录取，可到了实习的时候，他的个头成为最大的阻力，一些工作无法胜任，郭迪只能弃工从医。

　　大学毕业后，由医学院推荐，郭迪自费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进修学院进修儿科学，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儿童保健医学。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下决心从事儿童保健事业。

　　但是，国内儿保的情况却并不理想。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的儿科医学尚没有起步，几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儿科医师，大部分医院不设立儿科，儿科床位十分有限，更谈不上儿童保健了，加上当时经济及卫生水平落后，疫病流行，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疾病夺走了许多孩子的生命。

　　他说：“我曾亲眼看到大批患儿被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等急性传染病夺去了生命，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骨瘦如柴。儿科医学应该在我们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儿科医学工作者理应成为儿童健康的保护者，在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更需要这样的人，这是我当初选择儿科的原因。”

　　1937年，素有“南高北诸”之称的两位儿科学泰斗诸福棠和高镜朗先生共同在上海筹建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高镜朗任首届主任委员。此后，各地的大医院陆续开始设立儿科，与内、外、妇科并列为四大科室。也就在这一年，郭迪从美国留学归来。他成立了自己的儿科诊所，家境贫寒的病人来求医，郭迪分文不取。

　　1952年，上海第二医学院成立。虽然当时诊所有很好的收入，可为了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郭迪全然不听亲友的劝阻，毅然关闭诊所，成为第二医学院的一员。

　　“自己的小诊所虽然也能治病救人，但只有投身新的医学事业，才能将医术惠及更多的人。挣钱多少不过是私利，尽己所能让更多的生命转危为安，才是行医的根本意义。”郭迪说。

　　立业：坚韧和勇气创出一片天

　　刚刚加入医学院，郭迪就接到了第一项重任——在上海第二医学院筹建儿科系。解放之初，百废待兴，从选择院址、找实习基地，到成立各个教研室，郭迪和同事们四处奔波。1955年，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儿科系正式成立。1958年10月，上海又建立第一所综合性医院——新华医院，二医儿科系迁至此，郭迪在这里落下了自己的根。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儿科医学始终没有自己的教课书。粉碎“四人帮”后，郭迪拿起了笔，他组织全国9个医学院的儿科著名教授，在一年内完成了121万字的《小儿内科学》。此后，他又主持编写了临床医生急缺的儿科工具书——《儿科症状鉴别诊断》、《儿科基础与临床》等6部书，总数达到600万字。儿科著名教授许积德曾参与教科书的编撰，他说：“这真可谓是旱灾后的及时雨。郭教授对书籍的编写要求严格，精益求精，逐字逐句修改书稿，这些书的出版帮助当时国内众多儿科医生摆脱了知识上‘饥渴’、工作中‘无助’的困境。”

　　著名儿童保健专家金星明教授从1979年成为郭老的研究生起，一直陪伴在郭老的身边。她至今仍记得，老师当时住在淮海路附近的一处居所，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竟将案头的椅子坐穿了。

　　院系建立起来了，教材也出版了，但学科发展不能一成不变。此前，我国儿科系的教学重治疗轻预防保健。郭迪下决心重拾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学到的儿童保健学。1977年，他在新华医院首创儿童保健科。他说：“好的医生不仅能治病，更要防病。”

　　“当儿科医疗模式还是以生物学观点为主流的时候，我们就已率先将研究从生理拓展到心理、社会等层面。当人们只关心孩子吃得好不好、长得高不高的时候，我们将眼光落在了儿童的发育行为，研究孩子说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脾气好不好。”

　　郭迪在全国第一个启动儿童生长发育的评测，其中包括有智能发育的测试。“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雷区’、禁区，给孩子测评智商被视为‘唯心主义’的做法。”许积德记得，就是这个个头小小的倔强老头，顶着所有的压力，推动着测评的工作，最终制作出了全国首张儿童智力量表。

　　在郭迪眼中，为医之人必须具备完整的人格和坚持真理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