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汤念祺

    戴笠之死缘于谋杀

　　戴笠的死使蒋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烦。

　　戴笠的死实则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当时他在北平正在处理有关肃奸事宜。这时，蒋介石已知悉美国建议和援助戴笠出任海军司令，但蒋介石没有答应在对海军进行改组和撤换海军领导人，戴笠被甩到一边儿。蒋介石任命陈诚兼海军署长。戴笠得知后，仍不死心，仍然极力邀请柯克到北平，作最后努力以图一博。戴笠还命令负责军统总务的黄天迈等人专门为他制作海军司令礼服，并且过问的很细(可见文强、程一鸣等人回忆录)。

　　偶然中，戴笠在提审日本间谍、汉奸金璧辉时(马汉三向戴笠呈报的汉奸名单中没有金璧辉)，知悉军统布置处负责人马汉三曾叛变投日，还从金璧辉处搜了一柄乾隆龙泉宝剑。当时这把剑是孙殿英赠给戴笠转交蒋介石的，戴当时交马汉三保管。马汉三叛变后，剑又为日本特务田中所得，田中将此剑又交金璧辉保管。

　　马汉三叛变后，因献剑免去一死而被释放。以后侥幸过关，仍在军统工作，爬到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北平民政局局长的高位。马汉三知道以戴笠的精明，早晚会东窗事发，所以一直预谋逃亡国外。

　　戴笠在发现马汉三匿剑、投敌之事后，又发现他还有贪污的劣迹，非常气愤。但戴笠当时已是焦头烂额，要应付蒋介石的“端锅”方案，又要赴青岛再次与柯克会晤，还要赶往上海与胡蝶办理结婚事宜，最后还要回重庆汇报肃奸情况和参加八人小组会议，实在无暇分身。因而戴笠决定，先施缓兵之机，待机再处理马汉三的问题。

　　戴笠采取了一些措施，稳住马汉三，先索回了宝剑，又散出口风要重用马汉三。但马汉三已看出戴笠是在放烟雾弹，马汉三明白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按军统纪律，他自己的下场必死无疑。无奈之际，他与亲信、军统局华北督导员刘玉珠密商，认为只有杀死戴笠，才可平安无事。他知悉戴笠将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立即派刘玉珠去青岛，密施暗杀戴笠计划——在戴笠的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戴笠在离开北平之前，已经充分预料“一锅端”方案给他将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在1946年3月10日于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纪念周，在讲话时说了一番深有含意的话：“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他还说：“……有人告诉我，说某些人士，主张取消军统局，要我留意……我便以一笑置之”。他还大声疾呼：“真正的革命者，必不计较权利名位，没有军统局，我们亦要革命，决不放弃责任”。于中可见戴笠一腔怨气！

　　从戴笠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已做好应付“端锅”的准备，并也做好引退的准备。

　　从以下戴笠行程表的安排，可以他临死前几乎是马不停蹄，紧张之至：

　　3月12日，戴笠约见郑介民(当时在北平执行军调处负责国共谈判)把军统家底和善后工作作了交待。表示“我可能不再干下去”。

　　3月13日，戴笠赴天津处理军统特务贪污等案件。同时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纳妾案件。

　　3月15日，戴笠返回北平，赴医院秘密看望正在治病的杜聿明，商谈有关军统在东北地区工作配合问题。

　　3月16日，戴笠又赴天津，又于当日到达青岛。

　　3月17日，戴笠决定11时起飞，赴上海与柯克会面。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是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另外，他还要飞赴重庆，主持4月7日军统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成立纪念日。

　　此时刘玉珠已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身份，借口登机检查“安全”，预放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

　　上午11时45分，戴笠登机起飞。起飞不久，即遇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下大雨，不能降落。戴笠决定直飞南京。

　　下午13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3时13分，炸弹爆炸，飞机坠落于南京江宁板桥镇戴山。机上人员戴笠以下13人全部遇难。

　　3月18日，蒋介石获悉戴笠失踪，非常恐惧与紧张，马上令各有关单位寻找。蒋介石当时怕戴笠落入中共手中，因为戴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3月19日清晨，戴笠失事被证实。军统人员为戴笠等收尸。

　　3月21日，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专程去戴山勘查，找到了那把古剑，为以后查清戴笠之死找到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