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0月31日，黄兴(1874——1916)在上海以胃出血辞世，年仅43岁。为一个逝者先后两次致哀撰联，这对杨度来说是第一次。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中国新派人物的新思想，大都是从东瀛学来的，被人称为“老师向学生请教”。1902年4月，杨度以自费生资格来到东京，入弘文书院速成科留学，半年后回国。其间，他就与黄兴、胡汉民同学。而孙中山与黄兴二人的结合，并将兴中会、华兴会及光复会共同组成同盟会的，则是出自当年反对民主革命的杨度的穿针引线。可见他们之间的“公谊”尽管不同，政见背向分驰，但“私谊”还是不错的，起码还有着“乡谊”之情。

　　1912年8月，为了粉饰南北统一，点缀天下太平，袁世凯特邀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到北京会谈。本月25日，国民党正式成立。此时来到北京的黄兴为袁世凯假象所迷惑，原意推举袁为国民党领袖，以交换袁对党和国家事业的真诚合作，黄兴还与杨度见面，再三邀请杨度无条件参加国民党，杨“只以才识无似，未敢遽诺”。同年11月14日，杨度打电报给黄兴，黄遂于22日复电，从内容上看两电都能以诚相待。史家评介，黄兴之所以反复动员杨度加入国民党，确实有爱党、怜才的双重心理，哪里知道此时的杨度，正梦想着筹划“君主立宪”的大事业呢！后来杨度在彻底失败后，回首往事，对黄兴不免产生崇敬之情。这就是“肝胆至今推挚友”的真正含意。上联言及两人间的关系，下联是对黄兴的评价，情挚意允，遗恨绵绵。再挽黄兴的一联，除去称颂逝者，言及一年之中，相继去世的三人，即王闿运(湘绮)、黄兴(克强)、蔡锷(松坡)，皆为湖南的乡贤人物。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杨度挽蔡锷

　　依照史学家陶菊隐先生看法，杨度这首哀蔡锷(1882——1916)的挽联与《挽黄兴》相比，“对黄则推为挚友，对蔡则话里有骨头，显有厚薄之分”，这是什么原因？

　　杨度与蔡锷，一个是复辟倒退的帝制余孽，另一个是再造共和的革命元勋，乍看起来，一反一正，背道而驰，其实两人之间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相识于东京留学期间，那时的杨度正盛名鹊起，左右逢源；所结交人物也形形色色，不拘一格。而蔡锷则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是“士官三杰”之一，接近君主立宪派，但又与民主革命派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回国之后，蔡锷很快在军界崭露头脚，杨度一心想拉拢蔡锷做自己政治上的帮手，并举荐给袁世凯，而袁也正想把自己深忌的蔡锷留在身边做军事幕僚长，并内定为参谋总长和陆军总长，以取代从不到任的黎元洪和桀骜不驯的段祺瑞。

　　梁启超公开反对恢复帝制后，袁世凯对他的学生蔡锷也起了疑心，蔡锷则假借沉湎酒色伺机逃出北京，到云南成立护国军，宣誓“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发动了全国性的讨袁战争。这场战争自1915年12月25日起到1916年袁世凯在新华宫活活气死为止，不及半年就结束了。这年11月8日，蔡锷因肺结核不治身亡，年仅35岁。他与黄兴一样，均以国葬规格，瘗骨于湘江之畔的岳麓山上。

　　蔡锷的反戈一击，使得中国的时局大变，不仅置袁于死地，并使杨度所服膺并运筹的“帝王之学”彻底破产了。这话中的“骨头”，涵盖了多少深深的幽怨！

　　国事不如人，寄语衮衮诸公，无端莫学空城计；

　　世情都是戏，除此皤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

　　——杨度挽谭鑫培

　　从庚子年算起，百年梨园，当时最红的就是曾为“内廷供奉”的谭鑫培(1847-1917)了，所谓“一路车尘归去晚，满城争唱叫天儿。”及到后来，清王朝给唱得亡国了，有人改此诗曰：“国家兴亡谁管的，满城争唱叫天儿。”。想那杨度翩翩年少，初到天子脚下的时候，也是风流倜傥的人物，常常涂脂敷粉，涉足花街柳巷，与他那常在戏楼里怪声叫好、狂捧坤伶鲜灵芝的湖南老乡易实甫，同为一对活宝。

　　1917年4月14日，是谭叫天的最后一场演出，那是北京官府为了欢迎广西督军陆荣庭，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设盛宴唱堂会，其时已70岁高龄的谭鑫培衰弱多病，只好婉言辞却，不料因此触犯了当局，便传出话来，如果不去，不但不释放他的孙子谭霜(曾因犯案在押)，还要拉他去一起关押。并且派了4名巡警上门，名为迎接，实则押送，谭便不得不勉强扶病而去，到场一看戏码贴的是《洪羊洞》，又暗暗吃惊，因为戏中的杨六郎是以死殉职的，而且他的师父程长庚生前最后唱的也是这一出戏，触景生情，便有大难临头的预感。这一次演出实在不能唱全本，经再三请求，从“探病”一场唱起，他拼老命全力以赴，唱做一丝不苟，至终场还是浑身抖擞，精彩纷呈，但一到后台，就伏在桌子上晕倒了。谭回家后，又气又累，病势日重，不久去世。杨度的挽联：“除此皤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也许正是暗合此事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