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羊城晚报》任副总编辑

　　记者：从地下办报到直接办党报，从地方小报到省级、中南局级大报，您经历并见证了我国党报从解放前到解放初期的每个发展历程。能否重点回顾一下您参与办《羊城晚报》的情况？

　　何军：1949年10月下旬，粤中纵队司令部进驻开平三埠镇。我奉令以军管会代表的身份接管江门的伪报社。我驾轻就熟，迅速组织了编辑、记者队伍，开展工作，创办了中共江会区工委的机关报——《新中报》即《粤中人民报》的分版。从此以后，我长期工作在党的新闻岗位上，历任粤中地委、粤西区党委党报的总编辑。由于工作的需要，1956年春，我率《粤西农民报》部分工作人员，编入《南方日报》的队伍，先后当过农业部、政法文教部主编。

　　1958年初夏，我调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的职务。在晚报工作期间，我跋山涉水到海南岛，到万顷沙等第一线采访，被同行誉为“实干家”。此外，我还兼管党的工作，我密切配合总编辑杨奇、副总编辑秦牧等同志，一起探索办好一张社会主义晚报的路子。在我们的努力下，《羊城晚报》成为最受群众喜爱的、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成为暨南大学党组书记

　　记者：好像因为是归侨的关系，您的晚年总是在从事与对外有关的工作，比如在广州外语学院和社会主义的华侨大学——暨南大学任职。

　　何军：是的。1976年初，我从中共广东省委文教办调到中央部属的广州外国语学院工作。我们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改善他们的待遇，解决他们的困难。老教师扬眉吐气，年青教师意气风发，学生朗朗读书声随处可闻……校园内一片兴旺景象。经省委批准，广州外国语学院成为省内第一所召开党代会的高校，我当选为书记。从此，学院迅速发展，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外语人才，输送到外交、外贸战线。

　　1984年，我已经超过离休的年龄，可是，因为暨南大学原领导班子因平均年龄偏大需要调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遍寻人选，最后选中了我。因为我既是归侨、大学本科毕业，又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干部，并且在外语学院工作期间深得教师、学生爱戴。于是在省委主管高教的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出任暨南大学党组书记、第一副校长(梁灵光省长兼任校长)。

　　通过“向海外招手”扩大影响

　　记者：我们现在都知道暨大是省内乃至全国都有名的大学，但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您上任后，是怎么开创新局面的呢？

　　何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冲破长期以来关门办学的模式。为使学校与国际教育接轨，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校声誉，吸引更多的华侨学生，我们采取多种措施。首先，我们决定派出各学院的院长组团访问美国的大学；系主任和管理人员分批访问香港的大学，与对口的专业建立交流的关系。这一举措震动了整个暨南大学。

　　我还亲自带队到海外华侨较多的国家及港澳，拜会一些知名的爱国华侨及原学校董事会董事，还恢复和新建一批海外的校友会，充分依靠和发挥他们的力量来办学。我们到香港拜访诸校董；组团到东南亚访问三国校友；到日本六大城市的华侨团体中宣传暨南大学，很多华侨至此才知道祖国有这么一所华侨大学。

　　我还采取大胆的措施，请港澳的新闻界来校，包括港英当局的传媒和那些不那么友好的报社。出国访问，接受传媒采访，通过当地的报刊宣传暨南大学，泰国的报纸还曾以大标题“暨大在招手”进行了报道，扩大了学校在海外的影响。

　　记者：那时暨南大学的香港毕业生，在港的工资偏低，有人认为原因之一是暨南大学招生分数偏低，您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

　　何军：我为此专程到港，与我驻港机构和当地各大企业共商毕业生的地位与待遇，有人说这是“反歧视”的斗争。同时，我们力排众议，承认港英当局的考试制度，参照他们招生的模式，录取标准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同，绝不降格以求，保证了招生工作的健康发展。1984年暨南大学外招报考1330人，一年后增至2160人，增加了60%。

　　我们还经过两年至三年的实际调查，根据港澳社会和侨情的需要，增设了计算机专业、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等多个专业，提倡中英双语教学并着手筹办中医专业等。两三年间，暨大淘汰了400多门旧课程，新开了200多门新课，为港澳和海外培养了很多专才。1986年暨大校庆80周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祝贺，对暨南大学的办学经验加以肯定。暨南大学从此蜚声海内外，声誉日隆。在这方面，我作为主管学校工作的老归侨，为这所社会主义的华侨大学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在暨大百年校庆之时，我被授予终身贡献奖。

　　1994年，我73岁时才经批准离休。因在华侨中享有一定的盛誉，全国侨联还聘我为顾问，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也选我为常务理事。(傅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