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资兼文武，不仅长于带兵且优于领导青年，曾任福建省、广东省青年团干事长。并在福建办南方日报，在广州办和平日报。号召在校学生及社会青年，拥护国策，报效国家。1944年1 2月，全国青年学生从军抗日，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之举，将军奉命担任青年军二○八师师长，训练八千多位闽、浙、赣等省之知识青年，于短期编训成军。从容中矩，训练时特别注重生活教育与军事教育相融合，

　　生活与战斗一致。翌年，蒋委员长亲临校阅，备致嘉许。并于1945年升任青年军副军长，足见将军对带兵与领导青年同为擅长。先伯父毕生廉洁，众所同钦，在他自传中曾这样写着：“生活虽有不济，然余不以为忧，盖有国家，始有个人，只要建国成功，个人何忧乎衣食，假若革命失败，国且亡，生命且不保，何贵乎个人及家庭幸福？余之生命意识如此，致自献身革命以来，只问工作，不问生活，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立身处世，一秉领袖昭示，作为规范，奉公守法，廉洁自持，舍己为人，公而忘私，数十年如一日，莫敢稍存自欺。”这段自述，写得毫无虚假。将军曾担任过花大钱不用报销的特种工作，但分毫不中饱私囊；他曾担任方面大员，权势在握，但从不利用职权，公款私用或求田问舍。如在福建保安处长任内，公私分明，出差不接受招待，分毫不苟，离职时身上只有18元光洋。在警察厅长任内，亲友旧属拜候，均不动用公费报销，而以私人薪俸供食宿费。解职以后，两袖清风，阮囊羞涩，因无旅费而滞留上海，有赖先父镇中(时任台湾驻香港贸易办事处处长)多次自香港汇款接济，以解燃眉之急。又如1947年，党团合并，广东支团节存经费数亿元，出纳人员请示是否将存款送来公馆，将军正容曰：“公款焉可入私门，应善为保管。”

　　在1958年至1969年间，居住在台北市延平南路132号，乃原宪兵司令部为他所配予之官舍，该地系日据时代所盖的两层半欧式建筑，内部破漏不堪，无钱修理，他却安居若素，毫无怨言。倒是许多同学朋友看不顺眼，代他向军方请求修理，黄埔一期同学罗奇当时担任“陆军副总司令”，设法拨发修理费一万元新台币，但数目太小，仅足补漏水之处而已，但他并不奢求，认为已很满足。那时台北市西门闹区一带房地产地价高涨，依照当时法令规定，他可以以现住人身份优先申请公定价，承购该房屋，财政局曾两度通知他备款承购，当时有不少当地商人、南洋华侨富商向他活动，只要他盖章申请，他们随时愿为他付足款项再转手出让，即可获得照市价差额补偿新台币四百万以上，但他不为所动，认为一辈子从未做过这种图利的事情，垂暮之年，更不愿破坏一生清誉，其操守廉洁足令人敬佩。他去世后房地产交还“国防部”。过去十年中，我曾应邀返台参观访问三次，每次住所均与先伯父的旧居咫尺之遥，每每经过该地，往事历历在目，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先伯父殁后无片瓦之遗，存书全部寄赠“中国文化学院”，胜有历年著述积百数十万言，行文言事，均关匡时，涵盖广达。1961年先伯父退役后曾写一幅字，(现存我处)诗云：“自古将军怕无头无功，师老堪忧，年华莫令成雪掷，好汉难把岁月留，戎衣脱去去年终，四十空怀报国衷，何日王师兴伐吊，随鞭仍报效孤忠”，可见他当时心情的一般，伯父生平所作翰墨，豪迈刚健，挥洒自如一如其嶙峋风骨，正气浩然。

　　1974年，由多位南洋华侨资助，敦请先父着手编印他的墨迹，分为手稿、题字、吟草、书柬等，并由黄埔大老袁守谦先生署题封面，名为“黄珍吾将军遗墨”编次成册分致友好部僚珍藏。如今我已逾耳顺之年，每展遗稿，其措辞造句，雍容精品字里行间，发人深省充分表露真挚之情操。读到他老人家寄给我的书信时，有诸多勉励与期待，不尽感概万千。在他晚年时的书札中，示予兄弟互倾之情义对在国外多年堂兄弟姐妹之思念，亦非常人所能体会的。先父常对我言及：“汝伯父虽享受盛名，他却寂寞半生，欲贾勇而未获，一生虽多彩多姿，命运终属坎坷不幸，他的一生虽轰轰烈烈，精神却幸酸备尝。虽一生始终获领袖信任然他的事业却屡受打击未至颠峰。但他做人孝悌忠信，做事忠勤奋勇，清廉为官，高风亮节，是中国军人之模范，声誉因而远播海内外而不坠，他是一颗永不没落在夜幕的慧星。”(美国 黄浩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