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可谓持续升温——从国内的大学里开办国学院，国学讲座频频举办，国学领域学者屡屡登上各类媒体，到国门之外的汉服热、汉语热、中国传统文化热等等——所有这些都和改革开放前国学研究领域的凋敝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30年大潮，不仅仅为国学研究提供了现实可能，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国学热”，正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日益强大的必然结果，是中国重视文化软实力发展建设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回顾国学从改革开放前的一片冷清到今天的发展历程，就是希望以此促使人们思考国学研究和中国经济建设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通过梳理30年来国学的发展脉络，更好地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焕发更强的生命力，在社会和谐发展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国学热”成为了一个难以忽视的文化现象，各类媒体上涉及国学的栏目屡见不鲜，众多高校开设国学类专业或相关课程，国学研究机构纷纷组建，书店中国学类书籍持续热卖，古典戏曲进入中小学课堂，一些重要传统节日被定为国家法定假日，这一切都在说明，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勃勃生机，更关键的是，国学已渗透到学术研究与生活当中，重新回到中国人民深层价值观中。民族文化是国家自立之根基，随着今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自信心的增强，重拾经典、振兴国学，已经表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接受了本报专访，讲述了国学在改革开放前后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历程，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学取得的成就，并对国学的未来发展表达了由衷的期望。

　　“厚今薄古”：让国学几乎销声匿迹

　　采访对象：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记者：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有所升温，出现了“国学热”。请您首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前，国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袁济喜：中国的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建国以后，一方面我们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了新的研究，在教学上也加入了古典文化的内容，做了很多古典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过多地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干扰，由于“厚今薄古”指导思想的偏颇，“五四”的“全盘西化”的思路又重新被引申到了相反方向的极致，国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与阐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学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而是几乎销声匿迹。当时，我们一度在观念上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对待传统文化是有所偏执的，出现了一些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判的不良事件。比如批判《海瑞罢官》、评《水浒传》等等，都是在将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化，用“道统”约束“文统”，以简单的行政干预来代替学术和文艺争鸣。这些客观上对国学、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伤害。国学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整体的打压，传统文化和国学一概被纳入到“封资修”的范畴，要“全面扫除”。“文革”造成了十年浩劫。所谓“文化革命”就是革传统文化的命、革人类先进文化的命，同时把传统文化中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像文化愚昧主义等都加以复活。传统文化中一些人道的、先进的、开放的精神都被取缔了。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才获得了复兴的条件。

　　记者：当时人们是怎样认识“国学”的呢？有“国学”这个提法吗？

　　袁济喜：那时根本不让提。1952年院系调整，没有国学院、国学系，都是按西学的学科分类。西学一统天下，而国学一直受到整体的打压，根本不可能存在。近代的国学大师都被认为是封建遗老遗少，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像王国维被认为“复古”，陈寅恪被当成“遗老”，梁启超被当成是“保皇派”等等。从学科内容来说国学是被肢解了，被划分为西学的各个学科。

　　记者：这时候的国学研究是一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面貌吗？

　　袁济喜：新中国建国后，无论是在文化的建设还是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都比旧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一直抱着“厚今薄古”的态度，因而传统文化无论是在价值评估，还是在传播方式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处于困境之中。我们在文化观上的认识偏差，是造成其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反映我们民族共同的审美心理的一面，忽略了其超越性、共时性的一面。在剧烈变动的年代，有些人对文化上的问题采取了以政治定夺的手段。那些标榜“反传统”的认识实际都未能跳出“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模式。由于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与支配，一方面对传统文化采取实用功利的评价，另一方面往往在“厚今薄古”观念的指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切断。

　　但是，用“万马齐喑”来概括也是不准确的。解放之后，我们对传统文化还是做了很多具体的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比如当时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即便是在“文革”当中，还有由顾颉刚主持的二十四史标点本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很了不起的，今天也很难达到或超过这样的水平。这些都调动了当时能够利用的最好的专家，投入的力气比现在要大。另外，还用推陈出新的思路，对有些传统戏剧进行了改造。有些改造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可取的。因为旧时戏剧为了生存，难免有些低俗的内容。把这些低级庸俗的、无聊的东西带到新社会也不适合。所以我认为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解放之后的高校，如北大、复旦、人大等，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古典文化的专家。但是，由于“厚今薄古”根本理念的偏执，浅陋的实用主义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都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都是封闭性的。所以看待传统文化时，必然会有一些偏颇。国学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传统文化包括国学在内，不能不受到严重的打压，无法生存。

　　“文革”期间，国学受到摧残，一方面导致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毒草；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促成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禁书年代读禁书》。像《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等，当时是绝对的禁书。但依赖于解放前的古书和解放后出版的一些标点本，传统文化还是在生存着，在被人们偷偷地读。历史上的禁书、焚书，都不可能毁灭传统文化。相反，越是这样，倒越是促使人们有了读这些书的兴趣。我在“文革”时看了《唐诗三百首》，看了很多优秀的古典小说。有些古典小说中蕴含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77、78级大学生，都在“文革”期间以各种渠道偷偷地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所以高考恢复后立刻能吸引那么多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