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汉字化”运动步履维艰
“日韩等国的‘去汉字化’运动，不能排除政治因素的影响。”余志鸿说，“很明显，这些国家担心本国文化过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在后来几十年的去‘汉字化’运动过程中，他们却发现这条路越走越艰难，因为去掉汉字不但会破坏了他们整个的语音系统，更是一种人为割裂历史的行为。因为传入的汉字早已成为他们固有文字的一部分。”
就朝鲜半岛而言，由于南北朝鲜共同使用了近2000年的汉字，要将古代官方文件、历史著作、文学作品中的汉字完全抹去，便会出现一个历史与文化的“真空层”，而缺乏汉语教育的年轻一代，也不可能从这些历史资料中获得对本国历史的认知。
在日本，日语作为一种音节型的语言，同音字特别多。汉字会起到区别字义的作用。没有了汉字，日语自身的语言系统就表达不完善。“日本重新开始使用甚至增加汉字，并不是因为中日关系友好了，而是因为汉字在区别字义上的功能很强大。”余志鸿说。
据余志鸿介绍，世界上语言和文字最一致的是朝鲜，写出来的字就是读出来的音，因此在语言学上称之为“音素文字”；英语和法语等是“音位文字”，这类文字写出来的字表示的是它能识别意义的模糊音，而不是确切音；汉语是“音节文字”，读出来就是一个音节，音节的读音是要通过学习获得的，跟口语音未必一致，朦朦胧胧的，具有超方言的性质，所以中国各地的方言虽然在语音上差别很大，但写成汉字表达的意思就一致了；日文是“音段文字”，音段文字的缺点就是同音字太多，区别符号太少。要有效区别同音就不得不靠汉字,也就是利用字形来进行区别。日语中的汉字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借汉字的义而不借汉字的读音，不要汉字的读音，用日本人自己的口语音来读它，例如“桥”在日语里读“hasi”；另一种是借汉字古代读音，不借汉字的义，例如“泽山”，是表示很多的意思；第三种是既借汉字的音也借汉字的义，例如“豆腐”。鉴于汉字在日文中发挥着巨大功能，“去汉字化”在日本的不可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韩国，情况也极类似。韩语中约有70%的词汇来自于汉语，同音异义的词也很多，作为表音文字的韩文没有汉字也容易出现歧义。有鉴于此，自新世纪以来韩国国内关于恢复汉字的呼声也日渐显现。2000年，韩国政府宣布恢复汉字教育和使用汉字。其主要内容是：在公务文件和城市路标中使用已消失多年的汉字，在中小学推行“1800个常用汉字必修教育”。2003年，韩国五大经济团体决定建议属下的19万家公司，从2004年起招聘职员时进行汉字资格鉴定考试，新职员必须能够认识1817个汉字、书写1000个汉字。
汉字文化圈内的语言互动
在汉字文化圈内，不单单是汉语言文字对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施加了影响，其实，汉语言在发展历程中，也吸收了汉字文化圈其他国家的文化，获得了丰富和发展。
余志鸿介绍说，在现代汉语中有许多词语来自日本的汉字词。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共产主义”、“干部”、“支部书记”、“民族”、“人气”、“氛围”等词，就都是从日语转译而来的。还有一些词原本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但从日本再传回中国时，词意则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一个词就是“博士”一词。这个词在中国宋元时期就已经产生，做媒人的叫“媒博士”，讲茶道的叫“茶博士”，种花的叫“花博士”等等，不一而足。“博士”一词从日本传回中国时，成了对最高学位的称呼。这就说明语言间的交融、接触是很复杂的，时间一长，就消磨掉民族语间的痕迹了。
还有些汉语中运用频率很高的字，如公共汽车站的“站”字，便是从蒙古语中借用而来。“站”从蒙古语中传过来的时候，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知道是休息换马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古代的“驿”，所以就叫“驿站”。“驿”是中国古汉语的词，“站”是蒙古语的词，于是合成了“驿站”。至今，东京的火车站还叫“驿”——东京驿。可见，整个东亚在语言的交融方面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余志鸿说：“古代语言的本质，实际上还是跟接触、互通有关系。如果将眼光从汉字文化圈推及全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汉语不但吸收了许多从国外传进来的词，其它语言的许多词也是中国传出去的，因为世界是在互相交流的。”比如，英文中“茶叶”一词“tea”就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在200多年前，中国茶叶出口有两种方式，一是陆路，一是海路。陆路途径主要有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途经斯拉夫语系国家，“茶叶”在斯拉夫语言中读音为“chay”；海路是主要以广东、福建两省为主出口，广东、福建人称茶为“te”(音) 。这个音经东印度公司传到英语里变成了今天我们熟知的“tea”。
余志鸿认为，民族语言之间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不但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样也能推动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计算机的诞生，便是例证之一。成吉思汗时期，中国的四大发明和《易经》传播到了欧洲。后来欧洲有位名为莱布尼兹的数学家依据《易经》表述世界的模式(阴阳)建立了二进制数学。二进制数学诞生后，又促成了波尔代数的诞生，而波尔代数又带来了计算机的诞生。中国祖先发现的用两个符号表述整个世界的知识，却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科学系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余志鸿强调，中国的重新崛起和东亚的复兴在望，使各国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检讨“去汉字化”问题，而这也是对待自身文化危机的一次深刻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