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大学暴露出过度商业化和急功近利的问题，大学教育忽视人文及人格教育，不重视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和传统伦理观的培育。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Me一代”只讲赚钱，不择手段。当时恰逢新科技革命时代，个人电脑、因特网等新事物的出现使美国引领了世界潮流。在这种繁荣景象下，美国政府放松了道德和法律的监管，结果造成巨大社会问题。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很多是华尔街金融人才的拜金文化及其带来的自我膨胀和过度贪婪造成的。

　　如何避免教育过度商业化的弊端呢？记者最近就此问题走访了国际华裔教育家、美国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刘全生教授。

　　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公共道德意识

　　记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大学教育暴露出一些什么问题？

　　刘全生：拜金文化也影响到美国的大学。十年来，美国大学学费猛涨，使大学生在同年龄人口中的比例比上一代大为减少。大学教授更重视科研经费的竞争，忽视教学。大学不再是学习、教育、生活的共同体，而成了各门学科孤立、支离、分化的虚拟组合。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大学立刻面临经费削减、资金萎缩的困难。

　　现在证明美国的教育在人才培养、教学质量方面是有问题的，中国高等教育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重新审视教育发展的方向。大学教育要更重视人文与文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讲求诚实，把严谨和客观这些基本的文化素质渗透到教育中。同时，要让学生具备全球性视野和胸襟，要了解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要有多元文化素养及关怀世界的心胸，才能成为世界的公民，领导世界的未来。

　　记者：中国的教育改革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

　　刘全生：大动荡就有大机遇。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政府大力扶持“赠地大学”，大批农工子弟受到高等教育，为工业化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二战后又推出“GI”法，大批退役军人得到上大学的奖学金，促进了大学教育的发展。在这次金融危机下，奥巴马政府也在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中向教育投入大量资金。因此，中国也应该抓住机遇，在以下一些领域加大对教育的投资：第一，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研究，扶持西部发展。第二，加强技能职业教育，培养社会急需人才。第三，重视“绿色科技”学科建设，研发新能源技术，注重节能和减少污染等。第四，政府可以选择10-20所重点大学投资设立基金，在起步阶段政府专家可以帮助大学管理基金，使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从而启动一些创新的科研项目或教学方法。

　　记者：中美两国教育各有千秋，在教育方面如何加强双边合作并取长补短？

　　刘全生：中美两国的各种对话不少，但政治和经济战略对话多，教育文化领域的对话仍比较少，且层次不高。奥巴马的当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很多年轻人改变美国教育现状的诉求。在新的形势下，中美两国教育可以合作的领域很多，特别是培养学生面对全球化议题，如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能源短缺和金融危机等等，这需要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国加强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中美之间的教育和文化合作有良好的基础。奥巴马最近提出，美国应该在经济发展中重视道德观念。中国人民传统的勤俭、善良的美德也应该得到发扬光大。这些年来，中国来美求学访问的人不少，但效果并不理想。很多研究生一来就埋头自己的专业领域，很少有机会了解美国文化和社会情况。国内的基础教育好，但有时过于讲究学术成就，忽视了做人的标准和规范教育。所以，中国高校一定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良知与公共道德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