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得早，赚得多”

　　郭福波曾经是辽宁一家国有工厂的车工，2005年夫妻双双下岗后，开了一家小饭店，半年亏了五六千元，被迫关停。

　　“那时候看看以前的老同学们，有七八个都出国打工赚钱去了，日本、韩国、美国的都有。”郭福波被周围人的“成功”刺激着，终于有一天也借足8万块钱，踏上了出国淘金的路。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我这辈子哪进过这种地方啊。”在拘留室里郭福波抱怨道。

　　2009年3月6日下午4点，和他在遣返所里相遇的还有14个被遣返的福建劳工，其中8名来自福建平潭。平潭是福建省南部的一个小岛，平潭人2004、2005年曾经两次在伊拉克遭遇绑架，平潭人出国“打黑工”的“秘密”不告而宣。

　　林明就是平潭人，和众多当地的年轻人一样，只要能凑够8万元的“中介费”，都梦想到国外打工“赚大钱”。然而和大部分贫穷的平潭人一样，林明凑不出这8万元钱，以前做建筑工收入不稳定，一家四口刚够吃喝。

　　转机出现在2008年，那一年林明认识了林我斌，后者是办理出国劳工的“中介”。林我斌给他打开了合法到波兰务工的一扇窗，承诺出去做后包吃包住，可以拿到每月至少700美元的收入，加班费按1.5倍计算，此外周六日还可以打打“黑工”，一个月赚一万元人民币不是问题。

　　还有另一幅美好的未来：“打工四年之后，便可在当地申请永久居住，还可以把家人孩子接过去”。

　　林明动了心，加上林我斌的妻子和林明是同村。下定决心的林明向高利贷借了8万元钱，每个月1600元利息，沉重地踏上了赴波兰打工之路。

　　他们的淘金梦并非不切实际，不乏成功的先例。

　　在他们一行人中就有这样的例子，46岁的陈友仁曾经到以色列做劳工，六年间赚了六七十万人民币。

　　“中国的劳工向境外输出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90年代达到了高潮。”北京边检总站总站长满聚友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劳工输出的范围也从最初的美、日、法，逐步扩散到巴、墨、加等较发达国家，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世界上180多个国家都有中国劳工的身影。

　　出国打工潮的背后是“出得早，赚得多”的现实。郭福波在西班牙打工的餐馆老板是浙江青田人，青田人在上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旅居欧洲，1992年的西班牙大赦使得大批青田人有了合法居留身份，至今，在西班牙的14万华人中，青田人占到了70%。

　　“开奔驰宝马的，做老板的都是青田人啊，我们只能给人家打工。”郭福波后悔没早出去两年。

　　“我挺住了，可西班牙经济没挺住”

　　最初，一个人在国外，让郭福波最不能适应的是高强度的工作和压榨人的老板。每天规定的工作时间是10个小时，经常加班到后半夜。让他更难忍受的是老板的态度，经常使唤来使唤去的，晚上没有客人了，提前五分钟换衣服下班也要被骂。

　　慢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的工资也从最初的300欧元涨到了700欧元，出国之前借的钱都还上了，正当他看到希望的时候——2008年10月的一天，他失业了。

　　没有任何理由，打工了两年的店子就把他辞退了。与他一起被辞掉的还有餐馆里所有打“黑工”的人。突然的失业让郭福波真实地体会到了经济危机的降临。

　　他所在的西班牙，截至今年1月份已经成为整个欧盟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失业人口突破了350万人，失业率高达14.8%。为了保证本国人的就业，西班牙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加大打击“黑工”的力度便是其中的一项。

　　从2008年底开始，西班牙政府开始对雇佣“黑工”的老板处以最高6万欧元的罚款和36小时羁押。

　　2009年3月4日，西班牙著名华人报纸《欧华报》，以《检查风暴刮来 矛头直指黑工》为题报道了此事，报道说，自2月下旬以来开始的各项大检查，让很多华人、华商忧心忡忡，但令人忧虑的消息还在后头。本周开始起，个别华商仓库、店面分别遭到了警察部门、劳工部门的突击检查，这次检查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抓捕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黑工”。

　　大力度的惩罚措施和一次次的突击检查，使得很多老板纷纷辞退“黑工”，郭福波的老板也是其中之一。

　　这让刚刚渡过低谷的郭福波很沮丧，他开始关注当地华人报纸，试图寻找新的就业信息。然而，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失业华人跳楼、西班牙房地产走向谷底的消息。

　　与此同时，他周围没有居留证的华人也开始接连地失业。

　　2008年3月，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连任，他一向主张友善温和的移民政策。这曾让郭福波看到了些许希望，期待着再一次的大赦。谁曾想全球经济危机，让一切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不甘心的郭福波走上大街不断找工作，绝望地发现没有居留证，没有地方会接收。“刚来的时候觉得打工苦，差点没挺过来，硬咬牙硬坚持，没想到我是挺过来了，西班牙经济却没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