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练舞蹈

    1956年，我们堂兄妹一行7人告别家人，离别时祖母最舍不得我们这对孪生姐妹，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她一手带大的，只读过初小的祖母竟然给我和姐姐写了一张歪歪扭扭的字条：回国后要爱国，要听话，好好学习。

　　一个多月，到了香港。广州华侨学校的老师去香港把我们接到广州，之后再转回到福州，进了福州象山小学就读。回国后，我就与父亲失去了联系。从那时起，我一直靠国家的补贴继续上学。但我从来没有放弃对舞蹈的喜爱。读三年级时，六一儿童节那天，我和姐姐在象山小学用印尼语演唱了《哎哟妈妈》这首歌曲，当时我们的同学听不懂印尼语，听到直叫“妈妈”还以为我们肚子痛呢。

　　后来，我曾到福建艺术学校接受舞蹈培训。我虽然喜爱舞蹈，但是进校门前，我没有任何舞蹈基础，其他同学几乎都是从小就开始练舞蹈的，和同学相比我已经落下一大段了。因此，为了练软度，晚上睡觉前，我通常是将一条腿绑在床头，另一条腿绑在床尾，保持180度姿势睡觉，第二天早晨醒来，浑身酸麻痛胀，动都动不了。在那些漫长寂寞的日子里，我经常看到与我一般大小的孩子们为了舞蹈艺术，日复一日拼命压胯、劈腿、拉韧带，肉体的疼痛伴随着乡愁的忧郁常常使得练功房里哭声一片。而我的亲人都在印尼，已经过惯没有亲人陪伴的日子，所以每到这时，我就会以大姐姐的口吻去安慰她们。但是安慰别人过后，我也会默默地站在窗前张望，想念着远在印尼的亲人。这么一想，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

教聋哑人学舞蹈

　　后来我成为福建三明市幼儿园的一名老师，从事幼教工作12年，其实这正如我的愿，因为在这里可以尽情展现我对舞蹈痴恋。

　　有一次，因为工作关系，我到沙县一个乡镇出差。途经一个村庄时，发现了一名叫黄秀英的聋哑儿童。她当年才14岁，因为聋哑常年呆在家里，望着同龄的小朋友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她只能暗自伤心流泪，我看到这一情景几乎掉泪了。于是我有心教她学跳舞，在征得其父母的同意后，我把她接到城关，利用空闲时间手把手地教她舞蹈。

　　小姑娘是聋哑人，我与她难于用语言沟通，我只能不厌其烦地一次次示范。但我对黄秀英是很严格的，每天9时的基础训练绝对不能缺席，下午的排练不到5时是绝对不会结束的，因为我知道，要在舞蹈领域取得成绩，只有依靠看似枯燥的训练。会吃苦的黄秀英也没有放弃，所以，最终我还是把她领进舞蹈的艺术殿堂。三年后，黄秀英在三明市举办的残疾人文艺会演中，小秀英以优美的舞姿韵律，获得了二等奖。当黄秀英走上奖台领奖时，她哭了，他父母哭了，我也哭了。

跳健身舞

　　1984年我被调进沙县侨联工作，1987年起任沙县侨联副主席。我本身是归侨，所以我对侨务工作有着特殊的感情。在担任沙县侨联干部20多年里，无论大事小事，无论份内份外，只要是与侨字沾上边的事，再苦再累我也乐意去做。

　　成为侨联干部后，我跳舞的机会少多了，我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沙县的侨务上。虽然全身心投入侨务工作，但闲暇之余我心中依然不忘热爱的舞蹈，只要一有机会还是想展示自己的舞姿。如上个世纪80年代，我作为福建归侨代表，参加全国侨联汇演，我自编自演的《印尼蜡伞舞》还获得了一等奖。平时县里、市里有归侨、侨眷中秋和元旦等演出活动，我总是积极报名参加。

　　1995年8月，我随同丈夫和儿子迁居到深圳市罗湖区草埔比华利山庄。虽然刚到一个新环境，但我很快就融入到当地社区，并一直在社区做义工，还组织老人义工巡逻队协助保安。后来，我看到附近的中老年姐妹，每天穿睡衣、拖鞋出门买菜，生活很无聊。当时我就想应该帮他们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于是，到了2003年我在当地组织了一个文艺队，吸引附近5个社区的老太太来参加，一天，我看到一个小孩子拿着一个空易拉罐在玩耍，那一刻，我突然来了灵感，如果用易拉罐当道具一定会令人耳目一新、别具一格，更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健身的同时还可以发动大家合理利用家居废品，让资源回收利用。于是，我找来许多空易拉罐不停地摆弄着，脑筋不停地转动，如何把这些废品变成优雅的道具呢？后来我发现在空易拉罐里装上不同的物体就会发出不同的响声，经过反复实践发现装上绿豆的效果最好。我还给舞蹈取名“奥运健身迪斯科”。在一次演出中，这个节目引起全国妇联领导的兴趣，并被改名为“环保健身迪斯科”。如今，这个节目成了老年表演队的保留节目，并在罗湖社区老年健身舞比赛中获得三等奖。

　　……

　　其实，现在我永远也达不到我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当一名舞蹈演员，但我觉得退休后还可以在社区组建一支舞蹈队，也算是对儿时梦想的一种补偿吧！如今，我将舞蹈健身与公益事业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在做公益事业的同时将健身的舞蹈跳得更美。

　　(撰文/连传芳 口述/邱小凤，女，印尼归侨，退休前任职于三明市沙县侨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