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见到崔博士，是在一年的使馆春节招待会上。我们邀请崔博士与他的夫人出席。但是，他陪着他的老父亲来了，他说，父亲来英探亲，有个愿望，就是看看咱们国家的大使馆。老人的爱国之情一下子感染了我。我对老人说：“您的儿子很争气，学问做得非常好。”老人很高兴，讷讷地说：“多亏了领导栽培。”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全是忠厚和朴实。就是在那次招待会上，崔博士一边殷勤地照顾着父亲，一边简单地跟我述说着他的身世。从那朴实无华的言语中，我看到了一位来自中国北方的憨厚的读书人，从黄土地走来，在异国他乡耕耘，并已登堂入室，在世界的学术前沿奋斗。我清楚地感觉到，那淳朴的话语里充满了机智，那执着的目光中时时闪光……

　　第三次见面，是在中国留学生学者化学学会的年会上，我目睹了讲台上崔博士的风采。作为主要报告人，崔博士介绍了他的研究领域以及与国内有关部门合作开展科研的情况。他把准备好的讲稿放在讲桌上，轻松地走到听众席前，侃侃而谈，挥洒自如。时而是标准的普通话，时而是流利的英文。专业上我虽然一无所知，但与会者的专注，说明着他讲演的博与深；一个个与国内合作项目的具体内容，我不甚了了，但中国科学院、大连理工学院等熟悉的名字，使我知道崔博士为国家办事实实在在的。在这次大会上，他获得了本年度“为国服务奖”。也许这个奖项与他1993年获得的英国皇家工程院授予的“全英高校青年讲师奖和1999年获得的“英国皇家工程院工程预见奖”在学术价值上是无法进行类比的，但它是崔博士那颗拳拳报国之心的最好证明。

　　暮霭沉沉，我们夫妇随着崔教授来到了KEBLE学院。这所学院是1868年为纪念牛津历史上一个宗教运动的发起人约翰•基布尔并资助贫穷学生而创立的。历经百年风雨，那高高的红砖校舍依旧，那方方正正的庭院仍然，只有学院里，路灯下，在那橘黄色光芒中走来的人们，一代一代，更替不已。我们顺着那橘黄的灯光，迎着细雨，首先来到了供院士使用的高级公共活动室(在牛津、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中，院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有各自使用的活动室，严格分开，等级森严)。这个高级活动室布置得典雅华贵，高大的硬木书柜与暗红色茶桌和高靠背椅浑然一体，在水晶吊灯和烛状壁灯的映照下，暧意融融。院长是位女士，她以主人的身份，一边招待大家品尝“雪利酒”(一种餐前的开胃酒)，一边向来宾们一一问候。听说我们来自中国大使馆，她半开玩笑地说，上次江泽民先生访英，没有到牛津来，真是个遗憾。我知道，牛津人对江主席访英时，去剑桥而没来牛津，始终耿耿于怀。于是我也就半认真地回答，下次一定来。今天的客人中，除我们之外，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的访问学者。大家手捧殷红的雪利酒，三三两两，互相寒喧，轻声交谈。

　　7点钟，院长和院士们都穿上了代表各自学衔的学袍。在院长的带领下，我们所有在高桌用餐的人，按顺序排成一队，缓步进入“大厅”。学生们已经在低桌前坐好，一律穿着学袍。当我们分别在高桌前落座后，院长举起一个木槌在餐桌上轻轻一敲，全场肃静。一位身穿学袍的中年学者走到高桌旁，朗诵了一段拉丁文的祷词。我是不知所云，据说包括学院的所有师生，知道他在说什么的，也是寥寥无几。英国人的正餐，即便是在这有点神圣的“高桌”上，也并不繁琐。第一道是海鲜沙拉和几块刚刚出炉的各式面包。主菜是烤制的野禽肉，配煮土豆和菜花，上红酒或饮料。甜食是一份精制的冰激凌。最后是咖啡或英国茶、一块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