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桌上，“谈”是主要的，“吃”退居二线。我们夫妇与崔教授热烈地交谈起来，话题就从“教授”开始。崔教授向我们介绍了牛津大学的“教授席”。在牛津，一般一个专业仅有一个“教授席”(有的一个系只有一席，大系也不过十席)。这些“教授席”是由王室钦定的，或者由某个基金会(或个人)捐赠而命名的，也有的是由大学自已设立的。全校仅有120个左右，不超过全校教员的10%。所有的教授都由大学遴选、聘任。公布任教授的名单时，须注明就任哪一个教授席。一经聘为教授，除非本人辞职或退休才能由他人接替。名额既少，任期又长(基本上是终身制)，竞争当然激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优中选优，自不必说。崔占峰博士以38岁的年龄，再加上中国人(无论有无歧视，不是本国人总不会占上风)的背景，能够得到牛津大学“教授”的聘书，那种难度也就不言而喻了。“那您的薪水一定是天文数字吧？”我夫人好奇地问道。崔教授告诉我们，他作为教授，年薪是3.5～4万英镑左右，而且还要交税。由于他是属于大学聘任的教授，不能再在学院任导师，也就没有了学院的那份薪金。这样，他的薪金收入还不如当Reader时高。“那当这个教授是什么更吸引你呢？”我问，“教学量小并且自主”崔教授肯定地说，“在牛津大学，当了教授，学术地位就大提高了，就可以更自主地在你的研究领域内做些事情。自已做老板，自已说了算。这对于想在科学研究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是太重要了”。于是，崔教授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他在自已的化工领域中正在做和想要做的事情，其中特别谈到了他要为中国做的事情。那真是丰实溢于言表，急切溢于言表……

　　学生们陆续地离去，最后离开“大厅”的是我们这些在高桌用餐的人。但是，“高桌晚宴”还没有结束。作为一个传统，晚餐后要继续品酒聊天。我以前就听说过这个传统，而且还听说这种海阔天空的恳谈，往往会持续到深夜。不知有多少科学的创意和思想的火花，就是在这种交谈中产生、迸发出来的。今天，我们也要亲身体验一下了。

　　我们被引入了一间古色古香的会议室似的房间，一张硕大的椭圆形木桌放在屋子中央；四周摆放着舒适的软垫椅；桌上几支高高和蜡烛发出殷红的光；壁灯也不耀眼，映照得墙上一幅幅风景油画仿佛在发出暖暖的柔光。每个人的座位要由主持人(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安排，不能随便坐。我被指派坐在女院长的旁边，这可能是对客人的礼遇吧。这时，桌上摆出了几种甜酒，橘黄色的，浅红色的，酱紫色的。每个人自选一种倒在酒杯里，然后，将酒瓶向下一位客人推过去。这样，酒瓶就在桌子上缓缓前移，不停地转动起来，真有点像“曲水流觞”。只不过那动力不是水，而是人用手推。

　　女院长向我推荐了一种红葡萄酒，是学院定制的，1964年出产的Port酒。这种酒色暗红、汁微粘、味略甜，并有一股淡淡的葡萄香，确实是我在英国喝过的最好的红酒之一。牛津、剑桥大学的学院都有在酒场定制酒和藏酒的传统，保存期越长的酒越宝贵。这些酒并不外卖，只是为本院在餐桌上的消费，或每逢重大节日送给本院教工。随着品酒，聊天也开始了。女院长问起了中国的教育和来英留学人员的情况，但她说得最多的是崔教授。她由衷地敬佩他的学识，赞许他的为人。她说，他是我们的朋友。

　　红红的火苗在壁炉里摆动着，各色的酒瓶在蜡烛前缓缓地转动。隔着圆桌看着崔教授与他的同事——那些学富五车的院士们高谈阔论、其乐融融的样子，我从心里有一种自豪感。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中的一位教授——他是中国人，他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博士……(包同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