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之后需要“甘霖”

　　在印尼，华文教育其实曾有其辉煌的过去。然而由于政治原因，华文的教学结果被封禁了30年，连华文书的进口，也和“毒品”一起被禁。

　　随着全球政治情势的转变，印尼政府自1990年代末期逐步开始对华文教育“松绑”，从有限度的解除华文使用禁令(观光旅游业与华文补习班)，到允许台湾商人在印尼为其子弟开办学校。在新政府主张民族平等和多元化政策下，华文不平等待遇枷锁逐渐去除。

　　近些年，随着中国强大经济力的崛起与印尼政府急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需求下，华文得以在系列措施下受到推广。

　　这些措施包括：将华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预备将华文列为中小学生的“第二外语”(与英文享有同等地位)，加强华文师资培训，编写华文教材等。

　　这一股学习华文的热潮，从大学汉语系的设立到各中小学华文课程的成立，不论大城市或穷乡僻壤，华文补习班一个个的设立，可见一斑。

　　除了华人本身之外，在华文巨大商业利益的推动下，不少印尼族与阿拉伯族裔的下一代，也逐渐选修华文或进入华校就读。

　　笔者任职的国际学校，初级部课室中已呈现华裔与非华裔学生各半的情势，每周仍有家长以电话或亲临询问来校就读的方式与时间。

　　学校开设的假日华文班每周都有“新生”加入，各班人数皆已达饱和。部分学生家长甚至驾车五小时接送子弟上下课，学校附近约500公尺范围内就有三处以学习华文为号召的补习中心。

　　从以上的实例来看，华文在印尼发展的“春天”似乎真的来了，且势不可挡。但问题是，“严冬”经过的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华文教育在印尼犹如一片荒芜许久的稻田，亟需各方“甘霖”灌注扶持，才能重新耕种。这些“甘霖”，包括了“师资”和“教材”。

　　由于华文教育中断达30多年，有本地实际教学经验的印尼华文教师目前大约都已经60岁。他们虽然有着丰富的经验与热情，但体力与概念上难以负荷起日新月异的华文教学模式。

　　“地方话华语”教师登场

　　不仅学校缺乏教学师资，广布于民间的各大小补习中心更是求才若渴。一时之间许多操着福州华语、山西华语、广东华语等中国教师往来许多印尼华人家庭中，这些操着不同“地方话华语”的家庭补习教师，给正规学校教育带来许多困扰。笔者的一位在他校任教的中国籍华文教师朋友，就以“越帮越忙”来形容这种乱象。

　　其实印尼政府早在2001年起，就和中国合作在印尼的大城市开设汉语师资培训班，同时也派遣大批教师前往中国受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府自2004年起每年派遣“志愿者教师”至印尼第一线教学，至今已有200余位教师投入各省中学、中专及交流中心任教。 新加坡国际组织亦曾派遣华文教师从事义工教师工作。

　　与师资同样缺乏的还有教材问题。印尼目前所采用的学校华文教材中，初级部以新加坡教材为主，但高等教育及民间补习中心则使用中国教材较多。

　　让时间证明中华文化的韧性

　　毕竟新加坡以其优质的教育名声及内涵，能使印尼教育当局“放心”的将初、中级华文教育扎根于“新式”教材。

　　近年来要求适应印尼国情的“本土化”华文教材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和中国合作编写的华文教材在一些学校试用。然而，对大多数非印尼籍的华文教师而言，反应并不热烈。原因是这些夹杂着许多“印尼文”说明的华文教材不仅增加教学上的困扰，同时形成学生学习上的依赖而延迟华文学习的时程。

　　笔者的“校外”印尼华人学生就斩钉截铁的表示：不希望使用这种“多此一举”的教科书上课。

　　除了教材部分，由中国教育部门所制定的汉语水平考试(HSK)更是自2001年起在印尼的不同城市举行。在众多补习中心的推广下，据悉每年都能吸引近千名考生参加。

　　海外教师到印尼教华文，有苦有乐，笔者有机会向一些来自中国的年轻华文教师了解，许多表示自己已提呈辞职信，但有的表示愿意留守。

　　我还记得，留下来的人是如此相互鼓励：留住海外华文的火种，让印尼华人的下一代像个华人，让他们有自信，且愿意在任何场合使用母语，让时间证明中华文化的韧性与优越性。(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