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王鉴曾在第五军部队当后勤参谋，后来被指定派往200师负责粮秣。他告诉戈叔亚：“撤退时，我一直跟着200师，跟着他们跑，跟着他们爬。”“和队伍走散后，我提着子弹早就打光的大喇叭手枪在森林里一个人到处乱窜，身上仅仅带着指北针，几包饼干和一些本地货币卢比。部队反复告诫士兵，失散后千万不要冒失地直接回国，要往北走到野人山去，在那里可以找到部队。”“有一次我用手枪打猴子，结果招引来了成千上万只猴子向我们发动攻击，最后把死去的它们的伙伴的尸体也抢走了。飞机在上空嗡嗡地叫，就是看不见，空投的物资挂在很高的树上，还没等你爬上去，就被猴子抢去了。我跟了五伙人，前面四伙都死了。”

　　原中国第69兵站医院院长、上校高生厚清晰地记得，他所在的医院驻扎在滇西瓦窑，是云南片马、福贡通往缅甸的必经之地，因此当年从这里败退的96师和200师以及其他部队的散兵游勇都被这所医院收容。

　　高老先生对戈叔亚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悲惨的士兵：“每一个人都同时患有多种疾病。他们都是从野人山、江心坡、片马等地，渡过怒江后逃回来的。他们有些在缅甸山上断粮呆了两个多月了，蓬头垢面衣裳褴褛，头发和胡子连成一片。尽管他们很长时间没有吃过粮食了，但是一开始仍然不能给他们放开吃，因为他们的胃已经严重萎缩，刚刚过来的许多士兵都是胀死的。由于控制饮食，他们每天时时刻刻都想一切方法来寻找食物，一群一群在田地里抓田鼠吃。抓到田鼠马上就活生生地塞到嘴里咽下去，嘴边仅仅留下几根鼠毛，稍微动作慢一点儿就会被别人抢去！”

　　他拒绝让人拍艰难度日的照片，说有损军人形象

　　上世纪80年代，一名台湾人找到戈叔亚，希望戈叔亚能够帮他在昆明寻找到一批远征军老兵，他要给他们每人每月提供200元的生活费。戈叔亚首先想到了由国彬。

　　在戈叔亚采访的人中，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农民由国彬是一个最让他钦佩的老人。

　　由国彬曾是第66军新28师师部少尉参谋，糊里糊涂和大批散兵一同沿路逃回来的由国彬，已经是一个有严重残疾的人：他在守江防时，在怒江对岸的一个叫做红木树的地方和日本人遭遇，一枚日本人的枪榴弹在他眼前爆炸，他失去了右眼和几个手指头。战后的由国彬被老伴和儿子赶出了家门，靠着剩下的几个伤指在县城帮人修理自行车艰难度日。

　　为了帮助这位老人，戈叔亚给他在昆明找了几家单位，希望能为老人提供守大门的工作，但这些单位都因为老人的身份而拒绝了他。无奈之下，戈叔亚只有把这个遗憾的结果告诉了老人，没想到，这位70多岁的老人竟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戈叔亚带着有人愿意接济他的消息兴冲冲地去找他时，却获悉老人已经去世。

　　而更令他遗憾的是，他根据几经周折拿到的名单再去寻找那些老兵时，他们已经没有一个人活在世上了。其中包括老兵崔继圣。

　　崔继圣曾是负责主攻松山主峰的第八军荣一师三团代理副团长，戈叔亚找到他时，他靠在学校门口卖瓜子维生。戈叔亚想拍一些老人卖瓜子艰难度日的照片，希望有人能帮助他，但却被老人严肃地拒绝了，他说这有损他的军人形象。过了一段时间戈叔亚再去找他时，崔的女儿告诉他，父亲已去世：“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问过他，你是第一个，虽然他死了，但是我们全家都很感谢你。”

　　纪念章被老兵视为一生最珍贵的荣誉

　　今年2月25日，戈叔亚在他的博客里向网友公布了一条消息：“我要去看望没有回家的士兵”，他要去的地方是缅北和印度。

　　在缅甸，有3个中国师——50师、30师和14师的墓地，这些墓地都被缅甸人彻底捣毁了。印度有两个埋葬着中国军人的墓地。

　　在缅甸密支那老兵李广钿的家里，戈叔亚看见了一个用镜框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转交给他的。纪念章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题写章名。留在缅甸的老兵每人都得到了这样一枚纪念章。它被老兵们视为一生中最珍贵的荣誉。

　　“这些为抗战而流落到国外的老兵，曾一度成为历史的弃儿，一生凄凉。在国外备受欺辱，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生活完全靠自己。他们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得到国家的承认，给他们一个证书和一枚勋章，说他们抗战过。”戈叔亚说。

　　在云南龙陵松山，戈叔亚曾发誓要找到在这里阵亡的将士的全部名单，将他们的英名整齐排列地供奉起来，像战后日本人对待同时在这里阵亡的1300名官兵一样。

　　他说：“我一直在想，我们不仅要记住中国人的胜利，也要记住我们的失败；要记住我们的辉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悲哀；要记住那些取得了胜利的英雄，也要记住那些打了败仗就这样死去的士兵，他们也是我们的英雄。”

　　“60多年时间足以揭开伤疤而不觉得疼痛，说说那些悲壮的故事，其实是对这场战争最好的纪念。”戈叔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