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法西斯的战火烧到了我们居住的碧瑶——菲律宾最美丽的一座城市。父亲说不能再呆下去了，他说服母亲，让她带着我们赶紧走，回老家去，至少那里是根。我们一家人，兵分两路，在碧瑶分手。母亲带着3岁的我，还有姐姐，上了那艘硝烟里穿梭摇摆的小船，飘飘荡荡回到了故里——石狮的祥芝，一个偏远的小渔村。

　　18年后，我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母亲也从小渔村搬到了泉州市区，临别时，她对我说：“定儿啊，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你大学毕业。”

　　当时，我并不太清楚，母亲说这句话的含义，我只是以为，母亲在等着我大学毕业回到福建。

母亲和我的约定

　　上大学这一趟路并不是一路风顺。

　　19岁，我从福建财政金融干部学校毕业，分配到南靖县人民银行做农贷员。从省城到小县城，生活环境自是没得比，也不知道要呆到什么时候，但那时我并不在意这些。只牢牢记着我们年轻人的一句口号：“革命哪需要就去哪”。没出两年，组织上看我表现不俗，提携我到漳州市中心支行人事科负责农村金融干部培训班的工作。

　　同年，国家发布了一个重大消息：1956年将举行第一次全国大学入学统考。凡是工作3年，可以作为调干生参考，并由国家负担学费和生活费。对我而言，这真是一个由天而降的喜讯，不早也不迟地落到我手心。

　　我埋头准备统考，白天忙于工作事务，入夜点灯温习。但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我要等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寄来后，作为一份再美不过的礼物，亲手呈到她眼前。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入学通知书在放榜后不久就被寄到了家里。红盖章底下，赫赫入眼的“复旦大学新闻系”那几个字，被弟、妹和亲戚们颠来复去念破了嘴。一眨眼，我成了家乡的第一批大学生，不仅享受国家每个月32元“调干金”，还享受着远近乡邻为教育后生拿来充当模范榜样的“优厚待遇”。

　　其实，我最在意的是母亲的心情。那天，我看到她脸上收不拢的笑意，她很少这么开心过。这是我为她所做的最棒的事。只是，最后她说了一句让我有些琢磨不透的话：“定儿，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你大学毕业。”

社会主义“列车”在加速

　　坐上出省的火车，“轰隆”声里我奔向完全陌生的方向。

　　刚上大学一年级，一切安好。我很享受单纯与书本、课桌相伴的平静时光。在这一年，我们念了一些基础课程。然而，就在第二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一艘开往“社会主义”的巨轮正在惊涛骇浪中前进。这场运动席卷了全国上下所有向往共产主义的人们，大学生自是首当其冲。于是，我们暂时放下书本，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参与“社会实践课程”。

　　“反右运动”还未落幕，1958年，全国又吹响了总路线“大跃进”的号角，“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农村如火如荼地展开。当时的中央会议提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这道“急急如律令”就像一个巨大的吸盘，让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全面集中在“人民公社化”，沉湎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美梦之中。被当作“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来培养的全国第一代大学新闻专业的我们，自然成为投身于运动的积极分子。有个同学还翻出教科书里的话，踌躇满志地念道：“记者是时代的瞭望人！”。当时的我们都天真地以为，加入到时代的运动中，才不愧为“天之骄子”的称号。

　　大学第二年，我们到上海市郊的农村，下公社劳动。吃在农村的食堂，睡在农民家，与农民一道挑粪扒土，真切体会到“饭碗里”的艰辛，也体验了作为学生很难经历的一种生活方式。后来兴起大炼钢铁，我们离开上海郊县，来到上钢五厂，也学着工人的模样，翻砂做模，所有重体力活，也都一一做遍。

　　尽管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但苦日子熬久了，会感染一些负面的情绪。有人吃不消这苦，有人说想回到学校念书。还有个声音让每个人心头一紧：我们都要毕业了，却没读上几页书。

　　我在钢厂做了3个月，吃的苦不比别人少。幸运的是，后来学校叫了三四个人回去办校刊，我是其中之一。

　　此后，校里校外地跑新闻成了我生活的重心，我采访过数学家苏步青的得意门生，也采访过全国校办工厂制作玻璃仪器的劳模。当脑袋里的那些文字变成了铅字刊登以后，我的人生开始体验到作为一个新闻人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