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饭把我从半年的饥荒中拯救出来

    那两三年，我和同学们泡在全国齐步走的运动生涯里。转眼只剩半年就要毕业，大伙心慌了，学校里没学到理论知识；老师也在呼吁，没有理论常识就放学生毕了业是不行的。于是，最后半年的时间，全年段110个学生被集中在大教室里，用一月结束一门课的“速成法”灌输所有专业课。

　　理论科结束后便是实习。1959年下半年，我分到《杭州日报》做实习生。由于有之前校刊记者的经历和爱思考勤动笔的习惯，在实习的半年里，我渐渐如鱼得水，发表了一些引起反响的新闻通讯。

　　跑新闻时常外出的缘故，让我有机会结识这个秀丽的江南水乡，这里空气潮湿浸润，小河穿流于整座城市，堤岸两边最常见的细枝曼柳，婀娜多姿，与从前在书本上得来的印象相比，更生出一些叫人惊讶的美。

　　只是没多久，我便再也无心欣赏这份美丽了。因为，渐渐的，我感觉到了饥饿。可以到食堂兑换饭票的粮票，每月被限制在了31斤，没有再多的。记得那是1959年入冬，食堂的饭菜开始闻不到油香，每天吃两三碗都不见饱。那几个月，一到月底手中的粮票空空，幸好有同在杭州实习的几个女同学用她们剩下的粮票来“接济”我。有一次去绍兴采访，被县镇领导请进了这个鱼米之乡的大食堂。层层摞起的大蒸笼里，是香喷喷的绍兴米饭，红烧肉半斤切成一块，在油锅里散发久违的肉香。这顿饭，把我从半年的饥饿中拯救过来。

终于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

　　大学期间的每一个寒暑假，我都会回家。从上海坐两天一夜火车到南平，南平或陆路或水路至福州，再转车回泉州，辗转颠簸通常经过好几天的折腾，回到家中见到母亲通常是天黑。然而母亲总是耐心地等我。接到我放假回家的电报，她会算好日子，忙活一天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等我回来吃。记得有一次，她提前炖了一只肥硕的番鸭，见我进了家门便端上桌。那天我饿坏了，呼呼啦啦一口气就把这只六七斤的番鸭吞下了肚，母亲一直坐在桌子旁，静静地看着我吃。

　　1961年7月，我拿到了复旦新闻系的本科毕业证书。学校预备将我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虽然我想去，可我立志要回到家乡福建，毕业时填的5个就业志愿全是福建省内的。

　　可是在志愿这件事上，母亲原来早已为我另作了打算。她已经跟菲律宾的父亲商量好，等我大学毕业就全家移居去香港。我毕业时，二弟刚好考上福州大学。母亲说，让他留在福州念书，我们先去香港。她在我毕业之前已办好了所有手续，如今只等我点头。此时，我才终于明白，在我赴学前夕，母亲说的那句话的真实含义，也明白了这是母亲多年来的守候。其实，我真不忍心辜负她的期待，可是，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告诉母亲：我要留在福建工作，我想用我所学，报效养育我的祖国和家乡。我暗暗地想，也许这也是我的一种守候吧。

　　最后，我和母亲的告别是愉快的。我目送她们走出这个她守候多年的家，这扇我来来回回踏过无数次的门槛。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在这片天空下，做出一番踏踏实实的事业来。

另一种守候兑现承诺

　　若干年后，在一次省政协全体会议上，我当着当时的省委书记贾庆林等省委领导的的面，作了一番慷慨激扬的发言，题目是《改革监督体制，强化权利制约的若干意见》，我说道：“权利越来越变成某些人掠夺国家和他人财富的手段……现行监督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因此应予以适当改革。”发言结束，全场鸦雀无声，紧接着爆发了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因这次演讲，我应邀到海峡广播电台接受现场采访，也被新闻媒体作为重要新闻报道。有人说，我是第一个敢于在政协全体大会上提出反腐败话题的人。

　　1993年，我发表的《让土地成片开发尽快步上健康发展轨道》政协提案获得特等奖。担任政协委员的那5年，我的许多针砭时弊的提案和言论受到省领导的高度重视。

　　在人生事业的道路上，我奋勇追求过，因生性刚直，吃过苦，遭过磨难，可是当我挺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所追求的事业，并没有黯淡，它永远都如灯塔一般屹立在前方。这些年来，我关注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难点问题，撰写了若干提案和论文，我想我也兑现了当初对自己许下的承诺，没有辜负母亲的期许，以及，我这一生的守候。

　　(撰文/李璐璐 口述/蔡嘉源，男，菲律宾归侨，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