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气在一点一点的恢复，速度好像比老牛拉破车还要慢一些。这是他的比喻，从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出一种焦急、一种期待。今年3月，公司接到的订单开始增多了，终于可以加班了。不过，这个时候的加班是轮流制，大家轮换着来，“加班已经变成了一种恩惠”。

　　公司召开员工大会，老板放出话来，“在公司没有什么工作的时候，有想到社会上再打一份工的人，公司可以帮助你介绍。这也算是公司对没有加班费的一种补偿吧。”

　　当然，他绝对没有想到，当他举起手来提出希望到社会上打一份工后，公司首先帮助他介绍的是一份周末、周日的搬家工。沉重的冰箱、电视、书柜、大床等，都要能够一个人背起来就走，而且常常是不能利用电梯，走楼梯上上下下。“有一次，我背着冰箱，从楼梯上到五楼的时候，眼冒金星，最后是眼前一黑，倒在了地上。就这样，我醒后还得叮嘱其他搬家工，回去后不要对公司负责人讲，因为这份工作也是得来不易的。”说到这里，他的眼眶湿润了。

　　伴随着景气低迷，公司里面没有加班了，每月的收入少了七、八万日元。但是，家里的大儿子正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小儿子明年也要考中学了，同时嚷着要像哥哥一样，也进私立中学读书。“孩子们争气，要读书，要读好学校，当老爸的能说‘没钱，去读公立学校吧’，这话说不出口啊！有什么办法呢，干吧！”这就是他的心情。

　　担心自己的身体顶不住，他就想再找一份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想来想去，他又回到自己留学生时代曾经打工的情人旅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吧。还好，这家位于繁华街市涩谷的情人旅馆，主人虽老还在，对他依然热情，给了他一份清扫工。听说他在星期六、星期天还在打搬家工，就劝他辞掉，到这里来打工。“这位老主人对我真的是不错，夸我是一个优秀的留学生，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经常自己掏腰包给我买晚饭，星期六晚上还允许我睡在旅馆里面，这样，我星期天早上就可以多睡一会儿，干到星期天晚上再回家。人家这样对待我，我能不给人家好好干嘛，说实话，我现在的劳动强度也不比搬家工差多少。”就这样，每小时1020日元的工资，一个月也可以拿到八、九万日元，还真的和过去的加班费差不多了呢。

　　“我跟您说一句实话，晚上在这个情人旅馆干清扫工的一共有4个人，其中还有两人和我一样，白天是在公司上班的。与我不同的是，他们是日本人！”他的这番话，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应？还是比较后的一种宽慰？记者难以下结论。

　　采访即将结束时，他告诉记者，“最后，我想对对您说，我有不少在日本公司里面工作的中国人朋友。我知道，他们当中不少人现在也在做副业。当然，有的是在当家庭教师，有的是晚上到24小时便利店打工，有的是到拉面店打工。想想这些，我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只是，这场经济危机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

　　其实，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过分拘泥于国籍。记者看到过一家人才服务公司今年3月对日本公司22岁到39岁的员工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受访者中30.8%回答“干过副业”。2007年，该公司对40岁的日本公司员工也做个一项相同的问卷调查，受访者中只有17.1%的人回答“干过副业”。这就是经济形势变化后带来的变化。据调查，干副业的员工，每月平均多收入4万2千日元，他们当中29.6%的人把这种收入用于家庭生活费。

　　在日本，华人员工“副业”忙。这既是为了渡过经济危机，也是为生存和发展，是为了孩子，更是为了未来。(李殷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