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东语系创办者和中国印度学、梵文学的权威学者季羡林先生去世以后，国内媒体有不少报道，其规模堪称空前，反映了季先生在学界以外的崇高声望。同时，季先生生前的好友和弟子、学生，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回忆文章，怀念季老的学问和人品，读来十分感人，深为中国学界失去这样一位大师级人物而感到痛惜。季先生去世的同一天，中国宗教学、哲学界的权威学者任继愈先生，也告别了人世。有人将他们两位的离世，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的确，季先生和任先生，都堪称是五四学生辈的佼佼者，亦是五四这个时代的最后传人。他们的离去，标志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页，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了。因为季、任两先生在求学的时代，曾亲炙近代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代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吴宓等，他们因缘际会，不但在幼时受过古典文化的熏陶，而且在成年以后，又受过西方学术文化的训练，虽然立场有显著的不同，但都有意在两者之间融汇沟通，因此成就非凡、史上罕见。季、任两先生和其他与他们同辈的人物能站在这些文化巨人的肩膀上，涵养学问、推陈出新，建立他们的专攻，确立他们的专长，以致青出于蓝，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幸事，更是中国文化的幸事。

　　有趣的是，就季先生的学术地位而言，媒体与学界同仁的看法，却并不十分一致。前者对季老，一般称他为“国学大师”，而季老的同事、弟子的怀念，则似乎不常用这样的赞语。更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对同一天去世的任老，却不愿冠之以“国学大师”这样的称号，仅称之为“著名学者”，以致因此有人为之抱不平。笔者此处无意比较两位学者学识之高下，只是想就媒体所封给季羡林先生的“国学大师”称号，再略发一些议论，请方家读者、特别是熟悉季老的学人指正。

　　我想季老的同事和弟子，在撰写怀念文章的时候，比较谨慎使用“国学大师”的称号，应该有多种原因，而其中之一，也许就是季老本人，对此赞誉并不认同。他曾经这样说过：“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季老的语气，十分认真，并不像是自谦，而就季老的为人来看，他也不会故作矫情，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做一些深究。事实上，在他“昭告天下”、坚辞“国学大师”之前，季老还特意做了这样的说明：“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季老去世虽然没有几天，但网路上就他是否是“国学大师”，已经有不少讨论，其中有人指出，季老算不上国学家，因为他在所谓“国学”方面，建树并不多。这样的观察，自有其道理，因为季老治学的重点，的确以印度学和佛学为主。就佛学而言，自汉代以来，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但季老的佛学研究，则又侧重其原始的状态，也即印度佛学为主，并不专注中国的佛学。其实，从上引季老的言语中，已经可以看出，他自己的态度十分明确：他“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而且如果让季老本人就“国学大师”的归属做一选择，他或许会将此封号赠给任继愈先生，因为在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的时候，任先生也应邀同台发言，而季老前言所谓“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其中就包括了他的老友任继愈先生。与季老相比，任老在“国学”方面的著述，不但数量众多，而且涉猎范围极广，在哲学、宗教、文献学等好多方面，都有不小的建树，其渊博学识，在当今学界，罕有其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