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有不少名言，多为肺腑之言。其中有一句，流传甚广，那就是：“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由此观之，季老有关自己“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的那句话，绝对是发自他的内心，并不是自谦之语。而且笔者以为，这句话不但是真话，而且还是一句没有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的真话。那么，季老那些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又是什么呢？简单说来，那就是季老虽然晚年参与倡导国学，而且也说过激励国人赶超西方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样的豪语，但他本人，其实并无意将自己的治学，限定在所谓“国学”的范围以内。甚至，他对从事所谓“国学”研究，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做这一推论，基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对于从事与国学无关的研究，是季老自年轻时代就追求的理想。他虽然在少年时代，对于中国语文和文学创作，就产生了兴趣，但自大学时代开始，便专注研究“域外”的学问。他在清华读的是外文系，到了德国留学，也自讨苦吃，全力避免研究与中国相关的课题。甚至，他对那些在国外讲老子、庄子，而回到国内讲柏拉图、康德的中国留学生，十分鄙视。他在德国唯一做的一件与中国相关的事，就是在二战爆发以后，为了维持生活，在哥廷根大学教授中文语言课，以求继续从事对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多种文字的研究。

　　第二，季先生回国以后，在北大创建东语系，希求在研读、翻译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深化中国的佛学研究，认识中印文化之间的历史纽带。他的做法，可以说是在佛教研究方面，另辟蹊径，开创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因为北大原来从事研究佛教的人士，如梁漱溟等人，大都不识梵文。而季先生的志业，与他老师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文化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号召重视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与当时和以后那些热心“国学”研究的人士的志向，有明显差别，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为历史之结果并有正面的意义，而一般的国学人士，则常常强调中国文化如何坚持本土立场，又如何成功地抵御或包容域外文化，以致未免汉文化沙文主义的痕迹。

　　第三，无可讳言，季老晚年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比以前有明显的增强。但就实践层面而言，他的作品中研究性的东西甚少，主要是主编了的几部有关“国学”的著作，而且还基本上以文化比较的角度着眼的。他个人的工作，还是主要集中在他的散文写作，显现出他在中国语文上的高深造诣。毫无疑问，季老是当今中国散文写作的大家，其中有许多篇脍炙人口，想来一定会流传后世，但这与“国学大师”，似乎还不是同一回事。

　　因此，如果季老宣布他“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的那句话背后有什么未尽之言，我想就是他希望世人能在欣赏他那些美丽的散文的时候，不要把他简单视为一个中国语文的大师，而能看到他更是印度学、梵文学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换言之，如果将季老仅仅赞为“国学大师”，不但会让他感到“折煞老身”，更容易让人忽视他曾辛苦专研一生的印度学研究及其在这个领域上所获得的超常成就。季老的为人，以谦虚闻名。但我想一个人再谦虚，也不想让人无视、掩盖或忘记他曾为之奋斗一辈子的志业。但他一贯谦虚的为人，又使他习惯“真话不全讲”，于是就让人觉得他辞去“国学大师”的称号，只是一种简单的谦逊，却忽略了他此举的真意——他并不以“国学大师”为一种了不起的褒奖，也不想让公众继续有这样的错觉，只要是在中国被人尊崇为有学问的人，就一定是“国学大师”。当年陈寅恪是如此，他的弟子季羡林今天自然亦是如此。季老若地下有知，不知会否同意鄙见？(王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