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拿到英美文学与听力康复师两个学位的过程中，张翎搬家超过20次，尝试了从卖热狗到行政秘书的多个职业。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听力康复师这个她不讨厌也不热爱的工作能带来逐渐稳定的生活。

　　之后，她开始白天工作晚上写作。张翎说自己并不勤奋，有时旅游，有时聚会，只是写作进入状态后比较有效率。写完后，她把稿子打印出来，直接寄往国内的《收获》杂志社，这个几乎不看自由来稿的大牌文学杂志，却莫名其妙地发表了她的小说，而且一连五部。

　　于是，张翎又增加了海外华人作家的身份，虽然直到现在，她仍需要靠诊所谋生。

　　逐渐地，张翎开始厌倦了书写江南的阴郁和梅雨。于是，她固执地写出了《余震》和《向北方》，不熟悉的北方让她感到舒服和新鲜。写不下去时，她就无目的地阅读，比如读纳博科夫或者克莱齐奥。她喜欢体验那些移民作家文笔下的暗流。

　　直到她想起初到加拿大时，在一次旅行中见到的墓碑。那些荒废的石头上刻着发音古怪的拼音名字，照片中的人高颧骨、脸色发黑。张翎了解到，这是一群晚清的中国侨民，被人称为“猪仔华工”，他们在加拿大挖金子、修铁路，积攒了钱财寄回家中，自己却活在生死一线间。

　　张翎决定为这群“猪仔”留存一个文本。她开始驻扎图书馆和档案室。可那些不识字不懂英文的华工没有自己的历史，张翎只找到很少的英文文献。她仔细地考证那个时代的每一个细节：衣服的纽扣、肥皂的香气、相机可拍照的数量……她还去加拿大的港口寻找华工登陆的地点，特意回到中国广东，听华工的后人讲述故事，进入那些用命换来的家族的碉楼去触摸墙壁。

　　于是，有了小说《金山》。

　　这是一部庞杂的家族史。繁复的细节勾勒出的故事，横跨了海峡，讲述百年来种族、文化、制度冲撞下“猪仔华工”的家族命运。

　　从国门外回看自己的

　　家族与历史

　　《金山》后来在《人民文学》发表。在虚构的故事背后，是作家精耕细作的历史考证，严谨得如同历史调查。作家这种近乎严苛的历史细节考证，以及跨越海峡写作家族史的视角，迅速区别出了她与大陆作家的本质差异。(《金山》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有人这样形容中国与国外作家创作的不同：中国大陆作家是在书房写作，而外国作家是在图书馆。或许这也是长期旅居加拿大的张翎与国内作家不同的原因。

　　作为非职业作家，张翎似乎缺乏玩弄文学技法的兴趣。她不先锋、不现代、不魔幻、不解构，她缺乏任何一种“主义”的气质，只讲故事，如同执拗的说书人。但这反而让人在她的作品中被小说最本色的东西吸引——故事。

　　“张翎写作方式的这种传统，中国大陆作家已经忘记了，不会了。”批评家李敬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总在说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怎么做？现实主义的艺术品质和工作伦理，从张翎这里可以看到。”

　　作为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张翎不可避免地接触那些生活在异乡、被连根拔起的人。这些人对于异国的心态总是处在攀爬和仰视的视角，身份认同的焦虑成为挥之不去的噩梦。

　　也因此，国内某些评论称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为“第二次伤痕文学”。

　　还好，这没有在张翎的书中成为常态，在加拿大经历长达10年的沉默和心理适应之后，方才拿起笔的张翎，在作品中少了控诉的语调，尤其后期的作品。

　　“我更关心的是人的命运，首先是人，然后才分白人、黄种人和印第安人。”张翎说，“只是客观上，有一些人被命运抛到了一个叫外国的地方。文化冲突客观存在，但我下笔时从来没关心过这样的话题。”

　　严格来说，张翎的小说更多的是对于家族历史的回溯。由于她身居海外，熟悉了旅居家庭生活的圈子，故很多作品都以海外华人的帽子和外衣作为由头，但根仍盘缠在国内的泥土。“我偏爱从历史延伸到当下。只写当下我就会很迷惑，没经过时间的考验(的事)，我写着很没底气。”张翎如是说。她深信，成年后的叙事都只是对于童年各种版本的回溯。同时她也承认，在国外久了，即使书写故乡，视角也会不同。她拿自己的文友、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的作品作为“佐证”，“像《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是国内作家也可以写的题材，但是味道就是不一样。”其实，张翎自己的作品也大抵如此。

　　在国外居住的华人作家分为两类。一类用英文写作，有些已进入西方主流，但在国内无甚名气，比如谭恩美、哈金等；另一类，就是以严歌苓、张翎为代表的，旅居国外多年，但一直用母语写作，他们或在国内文学圈内尚有人知晓，但因无英文版本，在国外文学圈了无痕迹。

　　如今，张翎每周在听力康复诊所工作4天，闲时写作。她准备按照《金山》的路数再写几部关于家族历史的小说。国内出版社要为她出一套文集，她觉得今年是她的小丰收年。但张翎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内国外两边都不入流的作家”。(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