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光先生很忙，我每次去他都在书房伏案写作，不便打扰，总是到里面房间和凤霞大姐谈话，虽多次登门，未能和他深谈。此后他成为焦点人物，为国内和国际舆论所关注，我经常从传来的各种“小道消息”听到他的“惊人之言”。

　　1997年五月我到北京，又登上工体路四楼，这次和祖光先生作过一次长谈，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没想到成为永诀！关于这次谈话，他在《从1957年说起》一文中写道：

　　写到这里，接到南京细柳巷老朋友戏曲作家、诗词家宋词的来信，信末附了一笔曰：“友人董健教授所著《田汉传》如实写了反右时，田汉因为保全自己而诬您为右派事，忠于历史，可一读。”

　　谈话首先是从1957年“反右”谈起，当时他还没有看董健写的《田汉传》，对田汉充满怨恨和愤怒，认为他成为“右派”完全是田汉为了自己脱身而移祸于他的阴谋陷害。他说，当时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而且声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激发了我的爱国心，我主要的意见就是一些党员领导缺少文化水平，不懂装懂，指手划脚，粗暴干涉，指导文艺创作和戏剧艺术，对戏曲名演员和老艺人不尊重不爱护。文章是《戏剧报》要我写的，发言是文联两位领导写信请我去参加“鸣放”会的。就在同时田汉写的两篇为戏曲演员“请命”的文章，不仅意见和我相同，论点比我还要尖锐，他为了移祸于我，采用卑鄙手段，把我发言的标题在发表时改为《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他这一改性质大变，使我成为反党的“大右派”，而他则摇身一变为戏剧界“反右”领导者，由他主持召开批判我的大小会议四五十次，直至发配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受了三年折磨、屈辱的劳改生涯。我告诉祖光，董健教授在《田汉传》中写到这一节时，作过调查研究，当时是周恩来保了田汉，文艺界的大总管周扬，还有夏衍和田汉是“左联”时期的亲密战友，当然也要保田汉脱身。但一定要在戏剧界找出一个知名度高有代表性的“大右派”来当“替罪羊”，你是党外人士，有才华，有名气，又敢讲真话，主张创作自由，这顶帽子非你莫属。祖光还谈到他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有一次在剧场后台见到曹禺、夏衍、阳翰笙，他们都热情和他握手，表示关心和安慰，唯独田汉不理他，低头走开。我说那时候田汉不可能有勇气承认错误，他不是不理你，而是内心惭愧，有负罪感，不敢面对你。

　　几年后，田汉的遭遇更惨，“文革”一开始他就和周扬被定为“四条汉子”、文艺黑线的头子，受尽凌辱，惨死狱中。如夏至《犬儒时代的狂欢》一文中所说：“一个人在作恶制度下扮演什么角色，由不得他个人的性格或素质来决定，现实中强制性制度把人去角色化和去个性化，一旦作恶制度建立起来，任何人放进这个制度，只要他在其中起作用，就不可避免地担当起作恶的角色，归根结底，他要么害人，要么被害。更准确地说，他既被害又害人，两者在体制中相互引发、相互促进。”(《随笔》2009.1期)

　　话题接着转到1987年，他的情绪从不堪回首的沉痛回忆中转为一种解脱后的轻松。他说我是在新时期耀邦同志推行新政的感召下，认为国家有了转机，人民有了希望，才入了党。还谈到胡乔木，在临终前的弥留之际，提出要见一见吴祖光。祖光说，胡乔木病危时派他的儿子来见我，说是他父亲有两个愿望，一是死前希望和我见一面，二是死后我能为他写一篇纪念文章。我答应了，到医院去看他，他正在重症室抢救；苏醒后，告诉他说我来看过他了，他露出一点笑容，表示欣慰。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短文。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最后我问到一个多月前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他的这次发言如一声惊雷，于无声处响起，震动天下。他的发言很快传播开来，内容大致相同，“版本”各异，原话不尽一样。他给我讲了那天在政协小组会上的发言内容。其实，他讲的话很简单，从知识精英到普通老百姓，心里都清楚明白，在私下，在家里，在亲友间，乃至坐出租车和司机闲聊，都会说出和听到同样的话。可是在公众面前，在媒体上，在会议上，没有人敢说出这样的话，只能窃窃私语。独有吴祖光敢于高声呐喊，敢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出声音，说出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真话！

　　祖光先生在《从1957年说起》一文中还写到了我：“宋词的一生也充满了冤苦，但他只是一个一切诉之于哀怨的诗人，读他的诗作，我只感到他这般痛苦；横逆之来，他只有悲伤，自怨自艾，和我的痛恨、咒骂，完全走的两条道路。”我是劫波历尽，痴痴未悟，由于怯懦、软弱、患得患失、奴性犹存，只能窃窃发出几声悲吟。在祖光面前，我是何等卑微，何等惭愧！

　　最后一次见面，一次长谈，也是诀别，留下一张值得纪念的与祖光先生的珍贵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