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极不完全的史料记载，除了上面提到的1931年平定石友三的战斗外，东北空军的机翼，还曾在下述战场上空亮过相：
1926年，对西北军的南口战役。此役，东北空军出动了四五架飞机参战。1927年，和阎锡山作战，飞机着火，毁机一架，驾驶员死两名。
同年，参与对晋军傅作义部的涿州之役。开战时，东北空军的飞机到前方散发劝降传单。张学良曾乘机亲到涿州上空视察。在各次总攻击中，也曾有单机执行轰炸任务。
1927年，阎西山的郑泽生山西骑兵军，迂回于张家口和古北口之间，威胁北京。东北空军每天出动两三架飞机监视对方行动。上午向敌人散发传单，投报纸，下午扔两枚炸弹。为时达一个多月，箝制敌方，使其寸步难行。结果，全军向奉军投降。1927年，奉系和直系吴佩孚部靳云鹗在河南作战，出动了30多架飞机，对打垮和消灭靳军起了一定的作用。此次战役，航空员死亡三名，伤四名；机毁七架。
争夺飞行员
1926年底，东北航空处总办张学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机械处处长徐世英打了一个不算短的电话：“请你马上通知姚锡九，让他把在法学习的全部28名航空学员，全部由准尉提升为中尉阶级。并请姚锡九和学员们讲清楚，回国后不用几年，只要尽忠职守，全都可以提升为少校和中校……”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兼任留法学生总监的东北驻法武官姚锡九，从法国巴黎反映一个情况：几个奉系派去的留学生痛殴了一个人?熏这人是湖北某军阀派到法国购买飞机的人员。此人在买飞机期间，常窜到奉系留学生的宿舍里?熏大力拉拢。结果，非但没捞到什么，还被几个亲张的留学生饱了一顿拳脚。这些留学生找到法国政府，请求将他驱逐出境。
让张学良担心的倒不在这儿，一个小小的湖北军阀，张是不会放在眼里的。让他担心是，以中央自居的南京政府驻巴黎的国民党部，也居然派了一专人负责经常和奉系派去的留学生联系。这批1925年由张学良亲自选送出国的学员，就要结束全部训练项目，于明年初启程回国了。现在国内的各派势力全盯上了这批未来的空军新生力量。众目睽睽之下，能不让他心焦嘛！
尤其令张学良烦恼的是，巴黎中文版《东方日报》馆每天派人给留学的奉系空军学员递送报纸。这些报上不光报道奉系空军学员的学习情况，还号召这些学员要为祖国、为庶民效劳，不要为军阀卖命。
张学良曾在北京大学欢迎会上讲过：“我绝不争夺权利，绝不愿成为军阀。”然而，实际上这几年仗并没少打。1925年11月，平息郭松龄的倒戈；1926年初，讨伐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年九月，又与吴佩孚争夺地盘，然而又与北伐军对抗……
张学良越想越烦躁，他刚才让徐世英通知姚锡九提升全部留法学员，是怕落到“为人作嫁”的境地。这些年来，为培养这批飞行员，他没少费心血，东北也没少掏血本……
1926年，由张学良从陆军军官中选拔出来的第一批赴法航空学员，毕业回国了。这些学员中有后来的东北空军副司令徐世英。但这批学员大多已过而立之年，飞行技术和战术水平，均因身体条件，受到限制。张学良接受了教训，同年再次选送学员出国训练，体格和年龄成了主要的条件。张学良从亲手建立起来的东北军官训练班的1000余名学员中，筛选出28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于1925年3月送他们从上海坐轮船出国。
张学良原来的打算是把28名学员，全部送到法国教授方法最新式的毛兰纳航空学校。这个学校交通便利，位于巴黎市内。无奈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异常苛刻，尤其是身体，差一点都不成，结果只送去18名。这个学校使用的教练机也是最好的，均为毛兰纳工厂制造：分为风冷旋转式120马力双座教练机和双座180马力重型教练侦察机两种。设置的科目有机械、驾驶、实习、法文等。余下的10名学员，则送进了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训练。这个学校设置的科目有机械、轰炸、无线电联系等。两个学校学习的时间均为八个月。
毕业后，所有的学员都获得了国际航行驾驶证，具有了初级航空人员的水准。
1926年秋，天高气爽，28名学员在法国南部的依斯特陆军航空学校汇集了，集中学习驾驶和战斗。
结业后，又安排了实际战斗见习，全部打点行装，来到里昂，加入了法国正规空军三十五团的战斗序列。他们在神经和体力上，都承受了轰炸、投弹、瞄准、扫射、空战、无线电联系所需要的负荷，顺利完成了各项实习课目。法国教官们都频频颔首：“中国人并不笨呀！”
一朝覆灭
东北空军的机构演变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的。张作霖在世时，东北空军的领导机构先是航空处。1925年，建立了飞鹏等五个航空兵队。其中，飞豹队成立不久，即归张宗昌指挥?熏驻防济南。翌年秋，飞鹏、飞鹰、飞虎等三个队，组成了战时东北空军司令部，张学良兼司令，冯英为参谋长。
1928年，张作霖遇害身亡，张学良将空军的全班人马撤到关外，将航空处缩编为东北空军大队。这次空军的缩编是和陆军一道进行的。缩编后，飞鹏等五个队改称为第一、第二、第三……还是五个队。徐世英任大队长，其余各队队长分别是陈鸿陆、姜兴城、葛世民、雷根、聂恒玉。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空军已拥有飞机百余架，航空员近百人，成为当时中国力量最雄厚的一支新式空军。南京政府也为了侧目，而且借助张学良的慷慨大方，打下了中央政府空军的家底。可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支空军力量，却好景不长，毁于一旦！
1931年9月15日，距那个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日子只剩三天了。就在这天，日本借“中村事件”武力征服东北的消息，传到了东北空军官兵的驻地。一时间，个个跃跃欲试，纷纷请求出动，轰炸日军。
这时，代理司令张焕相不在沈阳，副司令徐世英已调到长官公署任职，在沈阳的东北空军长官只剩下陈海华一人。处于紧急状态中的陈海华打长途电话给在北平的张学良，得到的答复却令人如此沮丧。“命令全体空军官兵不得擅自行动，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话语简洁、沉重，还没容参谋长陈海华缓过劲儿来，张学良已经将电话撂下了。飞行员得知此讯后，各自分散，离开了多年驾驶的飞机和起落的机场。
19日清晨，沈阳东塔机场遭到了长达一小时的疯狂扫射。令日本人奇怪的是，这个应有军事设防的机场，竟没有一点动静。当100余日本士兵冲进机场时，看到的只是泛着硝烟的空无一人的黄土地。日本帝国主义不损一兵一卒，东北空军就在“不抵抗主义”的禁锢下，窒息了自己的生命。
从不完全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北空军的损失极为惨重：丧失飞机100余架，40余架成套从捷克购来的尚未启封安装的机件，四五台发动机，八辆坦克及附设工厂的全套设备……全部落于敌手。
散了伙的飞行员，陆续汇集于原北平东北航空军司令部。三四个月后，连同平定石友三尚留在关内的那12架飞机，全都改属南京政府了。然而，蒋介石的嫡系与杂牌之分，难以拢住全部飞行员。除高志航、孙钟华、杨相林等六七十人去了南京，被降薪降级使用外，其余的各奔前程：张念勺等六七人去西北，投了盛世才；另外有二人去四川，投了刘湘；原副司令徐世英等10余人，万念俱灰，干脆赋闲留在北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攻占沈阳东塔机场行动的首领和向导，是曾在东北空军任教的日本教官雷耿。打从东北航空军中诞生那天起，日本帝国主义就以极大的“热情”，密切地注视着这支力量的成长。1929年，日本为了掌握东北空军的情况，派了两名上尉、两名中尉和两名军士，以充当教官的名义，钻入了东北空军。这个雷耿，就是其一。这些间谍，名为教书，实为刺探军情，并在两年之后终于发难了。
在旧中国，一支苦心营建、拥有上百名具有世界先进飞行技术的飞行员、百余架飞机的新式空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击中却不战自溃，这其中的深刻教训，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