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博渊
    
    苏门答腊附近海底的地震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其力量的传递造成了周边若干国家的海啸。现在，汉语也正遭受着海啸般的冲击，出现了种种陌生的语言现象，人们因此惊恐、忧愁。
    
    新的语言因素纷至沓来，可以做一个大致的罗列：
    
    一、市井语词，如“大款”、“大腕”；
    
    二、广东和港台语词，如“生猛”、“埋单”、“靓”、“哇”；
    
    三、港台表述，如“理念”、“提升”；
    
    四、校园语言，如“N次”、“偶像”（呕吐的对象）；
    
    五、商家语言，如“跳楼价”、“甩卖”；
    
    六、网络语言，如“偶很稀饭”、BF、GF；
    
    七、黑道语言，如“摆平”、“做”了谁、“废”了谁；
    
    八、时不时出现的英文单词或缩写；
    
    九、别出心裁的搭配，如某小区“很园林，很生活”；
    
    十、随新事物而来的新名词，如VCD、MP3；
    
    十一、来历不明的时髦词汇，如酷毙、闷骚、打造魔鬼身材。
    
    林林总总，挂一漏万，然亦足以说明问题。
    
    众多新的语言因素同时进入汉语，不仅出现于口头，而且堂而皇之地出现于报章杂志、电台和电视台，当然还有网络，搅得传统汉语天翻地覆。这些东西是如何一下子窜出来的呢？
    
    如果我们留心一下，就不难发现，它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起飞而来的，时间不过十多年。这十多年里，经济快速发展，政治环境逐渐宽松，国内和国际的交往空前频繁，新东西层出不穷，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内容和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张扬个性成了时髦，各色人等都在竭力表现自己、展示自己。中国社会在多年漫步之后，突然加速，进入了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其烈度不亚于苏门答腊附近海底的地震。地震引发海啸，社会震动也必然波及语言。这就是目前大家都感受到的汉语“混乱”现象。
    
    这种现象是好还是不好？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明白语言本身的功能。语言的功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判断一个语言现象的好坏，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人们的交流。一个新的词，一种新的语言现象，不管它是雅还是俗，如果影响了交流，它终将消亡，如果有利于交流，则将留存。如手机，前些年都叫“大哥大”，如果直译自外文，应为“移动电话”，但群众选择了“手机”。为什么？因为它简洁，上口。
    
    而且，社会是变化发展的，生活本身也是变化发展的，作为人际交流沟通的工具，语言也是变化发展的。汉语不是收藏家的藏品，不是文物，而是一种工具，而工具必须变化发展，由石器到铜器到铁器到机器到机器人。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变化大，语言变化也迅速、也大。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现在汉语出现的种种现象是好还是不好，它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变化靠的是“自然选择”，好的会留下来，不好的会淘汰、消失。
    
    语言流变现象，不是现在才有，而是古已有之。汉语从来都是一池活水。这里说几个汉语词汇，13亿中国人里，如果有500人知道其出处，就是奇迹。宝石祖母绿（读作lu）怎么来的？和祖母有何关系？其实，它是波斯语的音译，当初和“祖母”挂钩，就成了“祖母绿”了，如果译成“左姆鲁”，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和祖母就没有关系了。还有萝卜，都以为是国粹，“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谁怀疑它的身世？其实萝卜是波斯传来的，名称是波斯语的音译。当年海路未通，中国人不知道英吉利法兰西，而丝绸之路却把中国和西域紧密地联系起来。今天，一般人还能找出汉语中的英文词汇，却不知道哪些是中亚词汇了。
    
    汉语除了吸收外来词外，自身也不断变化着。如果问“火耗”是什么，大多数人会摇头。今天电视台的主持人如果用唐朝、宋朝的汉语发音说话，13亿中国人里，能听懂的也决不是多数。比如“垃圾”，如果主持人读作“勒色”，观众会笑他没文化。
    
    若从商朝算起，汉语流行3000多年了，不断变化着，发展着，不但没有衰败死亡，反而更加丰富，表现力更强了。民间的语言往往显得粗鄙无文，却有些野性，在我看来，比缺乏生气的八股调更可爱。有些词，有些搭配，刚接触时觉得别扭，时间长了，自己也跟着用起来了，大家都用，就留存下来了，那些大多数人不接收的，自然会消亡。所以，对于目前汉语出现的种种“混乱”，我们不必在意，倒是可以从语言的变化中发现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或者社会存在的问题。
    
    比如贫富对审美观的影响。在宋代，广东地区经济很落后，在中原人眼里，那里的人丑，话也难听。苏东坡就曾说过广东人“面似猿，声如鸟”。20世纪70年代，广东得风气之先，率先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人富了，连话都听着顺耳甚至悦耳了。多少人，特别是演艺界的一些什么星们，明明不是广东人，却偏偏要模仿广东香港人说话，“谢谢”必定说成“赛赛”，并以此为荣，为时髦，为高贵。在更大的范围内，在国际间，欧美文化也正凭借着经济强势大举入侵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也往往以模仿欧美人的穿戴、语言，以能够欣赏西方的冰淇淋、牛排为荣，为时髦，为高贵。
    
    语言的变化是“社会的自然现象”，像天上的风，一时东，一时西，你抓不住它，最多只能像堂·吉诃德一样，和风车大战三百回合。
    
    我的结论是，对此不必愤怒，不必担心，也不必行动，听其自然。（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