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八·一五”，是二战日本战败60周年纪念日。中国两岸四地以及海外的不少华人华侨，都分别以各自的方式，纪念这个令人难忘的特殊日子。
    
    但是，在全球华人主流社会如火如荼开展纪念抗战活动的同时，也有人释出不相和谐的声音。有个别媒体人居然表示，中国人在纪念中日战争时，应该多抒发胜利者的豪情与欢乐，而不应该老是纠缠在那些受害的痛苦回忆中；要以中国人的宽怀去审度历史，而不应该老是悲悲切切。也有个别香港的在校大学生，居然对于香港沦陷3年零8个月的这段惨痛历史未能引起切肤之痛，即便面对海防博物馆前身鲤鱼门炮台外墙上遗留的密密麻麻弹孔，面对老图片所展示的日军残暴兽行和同胞惨不欲生的血证，仍未深切感怀。甚至有的学生面对电视镜头飘飘然地表示，难道还要我们像老一代那样，对于中日过去发生的负面事情始终耿耿于怀吗？
    
    这些，着实令人痛心疾首，同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和深思：中国人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抗战历史？到底是应该牢记血泪史，还是可以“忘记过去”？这些人的血性又何在？！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通过14年浴血奋战，在付出死亡3500万军民的重大代价之下，终于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作为胜利者，在战胜纪念日，畅抒胜利豪情，当然是再自然也不过的感情宣泄。但是，胜利者在缅怀当年鏖战光荣、缅怀昔日阵亡战友的同时，铭记东北三省一弹未发即沦陷的国耻，回忆日军铁蹄蹂躏神州大地的惨痛岁月，温故而知新，闻鸡而起舞，面对磨刀霍霍的东邻右翼，常怀警惕之心。这一切一切，又有什么不应该？
    
    极个别的中国人主张不要怀念惨痛历史，客观效果是与日本右翼同声同气。战后每年的“八·一五”，日本的广播、电视都要播送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终战诏书》的录音，断章取义地截取诏书中“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欲以之为万世开拓太平”那一段话，制造悲情气氛，煽动民族仇恨。东邻日本，战后并不像德国那样悔罪，而是从来都不愿悔罪；不像德国那样反思历史，反而在右翼的鼓动下，一方面蓄意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歪曲历史；一方面武装到牙齿，穷兵黩武，派兵海外。小泉主政后，连续4年参拜靖国神社战犯灵牌，右翼政客也一再鼓噪修改和平宪法。6月27日，日皇明仁竟然飞到美属塞班岛“慰灵”，抚慰当年甘当战争天皇裕仁炮灰的亡灵。明仁此举，令国内右翼拍烂了手掌。日皇为二战张目、为战犯召魂的意图，还不昭然于世？面对重新被右翼势力挟持的东邻日本，面对常怀不轨之心的日本右翼，倘若中国人“忘记过去”，忘记惨痛历史，难免重蹈覆辙。
    
    当年，日军铁蹄蹂躏，令中国山河破碎；日军“三光政策”，致满目断壁残垣。二战结束时，当时的中国政府以德报怨，免除日本的巨额战争赔偿。岂料日本非但不领情，反而误认为侵华战争并没有错，此后以怨报德，在右倾道路上愈滑愈远。可见，现在的问题并非在于中国人“对于中日战争仇恨始终耿耿于怀”，而在于日本右翼对于战败始终耿耿于怀。《终战诏书》不提战败，而提终战，每年“八·一五”总要煽动右翼狂热一番，就是铁证。
    
    在东邻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复辟气焰甚嚣尘上之时，在中华民族伤口未愈、历史纠葛仍未理清之际，何以遑论“宽怀”与“忘怀”？中国人的民族性的确是宽怀、忍让、包容为主流的，但一旦被欺侮逼到墙边，其抗争又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定将侵略者打个粉身碎骨。实质上，中华民族是血性的民族。
    
    鉴于战后复杂的国际政治历史，导致中日两国战后长期处于“战胜国胜若不胜、战败国败若不败”的尴尬之中。对此，一些年轻学生疏于教育，难免浅薄无知。而个别有点年纪的媒体人竟然如此不负责任地在公共媒体上误人子弟，危害之大，难以估量。如果在和平年代，尚且不分杭州汴州，倘若在战时，又焉能辨出北京东京！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于上述种种情状，中国人不但不能须臾淡忘历史，反而应该警钟长鸣，中华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来源：加拿大《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