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探究180多年前第一位从中国来到澳洲悉尼，并留有后代的麦世英生平的过程中，找到他后人编写的家谱，里边对他和太太及续弦，4个儿子及他们的太太，以及他在澳洲下几代数十人的姓名、生卒年份、职业及所葬墓地等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些资料为研究“悉尼第一中国人”麦世英家族及其早期澳洲华人的情况，提供可靠的信息和方便。
    
    此家谱是后人根据有关部门所存100多年前结婚证书、房屋买卖证书、生意合同以及当年报章上的广告等为依据，加以推算、分析，之后整理而成。不过，此家谱存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交代麦世英的出生之地，只是含糊地提及“中国广州附近”，也就是说，此支移到澳洲的麦氏家族没有确切的“源头”；二是因为不能找到有关麦老先生50多岁以后的资料凭据，所以无法确定他的归宿，只是推测：他可能遵循中国人“落叶归根”的理念，打道回府——回中国。
    
    我曾亲自登门拜访麦世英的第五后代Bruce Shying，在他那里看到这些资料的复印文本。尽管麦世英来澳洲后和英国籍女子结婚，受洗礼后，得教名为John Shying，并且由于中英文姓名前后位置的颠倒，他的姓氏已经误作Shying（此为他的名字“世英”的发音），然而麦世英在所有文件签字时依然使用“麦世英”3个中文繁体大字。他的签字使我产生寻找麦氏家族祖籍的兴趣，因为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姓是“麦”，辈分是“世”字。我曾上网查找广州麦姓，又顺藤摸瓜，打了很多电话到广州附近麦姓村落及掌管华侨资料部门。不知是村人对一百多年前的故人没有兴趣，还是族谱中真的没有“世”字辈人，至今澳洲这支麦姓家族仍然是个断线的风筝，没有根源。其实，如果当初麦世英能够留有书面文字，简单交代自己的祖籍和去向，这副“拼图”就会更加完整，就不会让后人几经周折，查无结果。我想现在恐怕连麦老先生自己也会感到后悔。
    
    这部欠缺的家谱给了我启示，我们这些远离故土和祖国，远离亲友和家族的游子，应该为后人编写家谱。当今，海外华人人数超过5500万，据说海外华人早有建立家谱的意识和兴趣，譬如，日本收藏的中文家谱多达1000多部，而美国家谱学会则收藏有2000多部。研究和整理家谱已经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几年前，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书馆中文收藏资料代表，曾汇集北京，着手准备编纂《中国家谱总目》。
    
    建立家谱不但是人们寻根拜祖的凭据，而且也可以对当今发达的医学研究，防病、治病做出贡献。譬如骨髓移植的患者一定要从血亲中找出相应的来源；再譬如，及早发现家族性遗传疾病，就可以做到早防、早治。
    
    名门望族的家谱比较容易保留和整理，譬如，山东曲阜孔氏家族保存有2000多年的孔氏家谱；岳飞在历史上永远是民族英雄，岳氏后代都以自己的祖先感到无上自豪。
    
    我在整理自己家谱时感到困难，因为爷爷家成份不好，我爸爸怕我们跟着“背黑锅”，从来不多提家里的事，多少年来，我连自己爷爷奶奶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奶奶是满族人，爸爸家里的事就知道这么一丁点，还不是他自己说的。
    
    我开始编写家谱，没问几句就从老爸嘴里套出重要信息：我奶奶是道光皇帝的后代，说起来，我们也是“皇室成员”！我爸爸小的时候，奶奶曾让他看家里保存的皇帝圣旨，可那时候民国不多久，谁也不愿意沾“皇”字，圣旨算什么？我想，肯定后来“土改”时这圣旨当成“剩纸”扔到火坑里烧掉。现在我爸爸后悔了，说：当初怎么也应该看它一眼啊！
    
    我奶奶和皇家的关系是因历史原因及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而中断，以致我在读历史，看影视的时候，老祖宗们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居然还不知道！我认为，家谱不应排除女性，嫁出去的姑娘应当还是家族一员。家谱不是传记，应该是一部中性的，客观记录家族中人和事的资料，不应该带有任何褒贬和政治色彩。更何况很多介入政治和历史的人和事的命运会“此一时，彼一时”，或许经过一段时间的甄别之后，会被人们重新认识，就算姓秦的祖先是大奸臣秦桧，那又有何妨？他是他，我是我，家谱不应因政治和历史原因而中断！
    
    对于我编写家谱，老爸并不积极，他不明白我编这家谱有什么实际意义。我只是想了解祖先的情况，当然，“皇族”，对于我来讲确实没有任何意义。不过，这份家谱对于下代儿孙们，意义就会十分深远和重大。我想，我们这些新一代澳洲移民，不应再犯麦世英老先生一百多年前犯过的错误，应该为后代留下点文字，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从北半球中国来的，让他们永远记住：自己的根是在中国！（来源/香港大公网，作者/萧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