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声响彻在暗夜。当我读完冰凌的幽默小说《骚扰电话》和《婚夜》后，突然有了一种不真实的荒诞感，想笑却又笑不出来，只有一种莫名的苦涩在心间丝丝蔓延。
    
    《骚扰电话》讲述了一个看似平凡却有着意想不到的结局的故事。“近十天来，刘耐家天天被一个无声电话所骚扰。”作者用平淡的语气开启了这个故事。让我不由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而接着读下去我发现两者之间的确有些共同点。原来刘耐家是一个保持固定生活规律、其乐融融的家庭。这个家庭表面笼罩着一层“坚实”的外壳，各个成员都按照日常规律，按照习惯一天天过着那恒久不变的生活。而这个骚扰电话就仿佛一枚飞弹无缘无故地投进了刘耐一家平静如水的生活。骚扰电话每天准时打进，而恰恰又是选在刘家人最重视的晚餐时刻，是一家人团聚享受温馨晚宴的时刻，于是一家人被搞得心神不宁，莫名烦躁。最令人奇怪的是，打骚扰电话的人从不说话，无论你怎样追问，用尽温柔或是恐吓的语气都不能叫他说半句话。而电话还是照例打进，你不接他会锲而不舍地响彻，你接了又只能继续这个疑惑。对方处于无语状态，没有声音便找不到解释，找不到理由，这是一个有声的理智世界所无法解释的。
    
    于是，我再次想起了《变形记》里那个大甲虫，格里高尔变成了大甲虫，莫名其妙，他依然保有人的思想，却无法表达，语言变的那么脆弱，不堪一击。谁也无法理解格里高尔的痛苦，没人明白他的心思。他被所有人厌弃，诅咒。而《变形记》与这篇小说所不同的是，格里高尔的变形实在太荒诞，以至于一家人都陷入了极度恐慌，他们根本无法用理智解释，也就是所谓的理智世界没有一条能指向这样的变形。而卡夫卡也着力在描写格里高尔的内心世界，更无暇顾及他的家人的想法。《变形记》的荒诞有其形而上的哲学抽象。而冰凌小说中的一家人却并没有一开始便陷入了理智的恐慌，他们开始为骚扰电话寻找各种解释。一家人开始有模有样地推理论证。他们依据自己的理性思维，依据常识来推断，给那个无声的他戴上了各式各样的帽子，当他们玩遍了侦探破案的把戏，找来了民警小毛来恐吓对方依然不能奏效时，刘家人只有放弃，只有被动地接受。而这时他们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学会适应，心理保持平衡，彻底淡化此事，来个冷处理。”刘家人从质疑到抗拒到积极面对再到最后被动接受，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心理过程。
    
    从不习惯到习惯，刘家人是怎样转变的呢？中国有句老话“如处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也。”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刘家人接受了这个骚扰电话，其实就是寻找到了它存在的理由。既然不能排除它，索性接受它。正如萨特说的“任何事物都有他存在的理由。”刘家人聪明地变废为宝，把它当作饭前铃声，骚扰电话竟成了美妙生活的序曲，这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安排。于是乎，刘家人不但不讨厌它，甚至由被动接受，寻找理由到为它做出了积极合理的安排，这样它很快便被纳入了生活的正轨。这也意味着他们又开始一天天落入了习惯的枷锁，生活就这样依照规律继续进行着。
    
    可惜，他们没料到，他们好不容易建构起来的生活规律又一次被打破。“我们从日常生活体验中，也不难体察到这样一个心理学规律，那就是一定量的外界刺激重复作用的结果，久而久之，非但不能强化感受水平和灵敏度，反而会使接受主体的感觉钝化，使刺激下降到主体的感觉防线以下。这时，如果有意识地变化一下感觉的方式，则外界刺激便会重新让人感觉到。生活在前沿战壕里的士兵，甚至能在连天炮声中沉酣入睡，而炮火一停，却乍然猛醒。”骚扰电话停了，几天都不曾响过，刘家人又一次被莫名其妙地踢出了习惯的轨道。他们故作幽默以掩盖心虚，却被女儿的一句话揭露了本质，原来大家“都贱”，“贱”在于每个人都得被惯性，被生活规律捆绑着才能生活，一时脱离了就莫名失措。最后那个打骚扰电话的他终于说话，一声“谢谢”却让“刘家人坠入迷茫的深渊……”一个理智世界无法进入，我们的话语体系又不能解释的深渊，我们再一次看到现代人的悲哀。
    
    这种相似的悲哀在我读冰凌的另一篇幽默小说《婚夜》时又一次找到。虽然两个故事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一个在文化大革命的专制时代，一个在我们现在能畅所自由的文明时代，但主人公一样逃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其实并不习惯将自己放置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用一套他们并不能真正理解却在社会习以为常的规范下去操作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来思考、表达。《骚扰电话》里刘家人如同侦探破案一样的逻辑推理，《婚夜》里甫卫东和钱小梅充满激情的结合都让人觉得好笑，但他们依照意识形态不自觉地去作却也是无可厚非，而结果刘家人被一句“谢谢”解放，但又坠入迷茫的深渊，而《婚夜》里这一对革命小青年却被一阵敲门声吓得惊慌失措，却让读者生发出可笑复可怜的悲悯之情。
    
    《婚夜》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一开始便架构了一个光明四射的舞台，那火热的氛围让人性尽情舒展，他们爆发了自身丰富的表演潜能，却忘记了这光明的背景只是虚拟的，它有多么脆弱。“五百瓦的大灯悬空而照，房间里通明，墙上的毛主席像被照得光芒四射，身穿军装的毛主席栩栩如生。”两个革命青年身处其中，“表演”了一场革命的结合。他们用革命话语向对方表白感情，虽然那革命话语显得多么单调、贫乏，因为它根本不能表达两个相爱的人之间微妙细腻的情感。“让我们团结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翻来覆去的这句话因为语气的顿挫，前后的铺垫才让人明白他们在做什么。神圣的革命话语一旦变成强制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竟可以与人类最隐秘、最难以传达的爱情与性结合在一起，真让人啼笑皆非。很明显他们已被这一意识形态钳制，但他们就真正的革命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一样是不能真正理解却不自觉地接受它的。这一点作者几次向我们暗示。例如甫卫东批评他的舅舅是落后分子，末了却说：“我上午气死了，差一点不向他借这个宿舍了。”钱小梅嘴巴动了动，欲语又止。原来爱情还是更重要的。再如肖梅（钱小梅认为其名不够革命，便自改其名）双唇抿住缸沿，喝了一口水，在许卫东（出于同样道理而自改其名）的激励下，才“闭上眼睛，慢慢地喝了半缸水”，明明很痛苦，却说“真好喝”。当然文章揭示的最大矛盾就是在肖梅与许卫东写下了相当于结婚证的结合书，并盖上了许卫东身上带着的红卫兵团印章后，似乎已成为合法夫妻，但是两人在缠绵过后，一听到敲门声就吓得缩成一团。原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结合是不合法的。这个舞台最终被拆除是由于那个看似平淡却让人意想不到的结尾“王师傅！开开门！借个煤油炉下面条……”作者仿佛在告诫主人公：生活才是最真实的。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平凡而又实在的生活当中。意识形态构筑的围墙在面临真实的生活时必定会在某一天土崩瓦解。
    
    将冰凌的两篇幽默小说结合起来，这就是夜半铃声的出处。他让我们明白了，人是自由的，不要被习惯，被意识形态深深捆绑，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说不定哪一天就来倾听那夜半铃声——理智世界的遥遥回响。(来源：香港《华人月刊》,文/藤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