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椰风蕉雨中走过，从惊涛骇浪中归来，每一个归侨都是一部传奇，有许许多多故事。
    
    追忆如潮
    
    不久前，我发现我爱回忆，漫无天际地回忆，发呆似的回忆，一些过去的事时而清晰，时而又模糊，但总是那种凄切，那样的让人揪心。这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当一个人开始回忆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老了。”从那时起，我才感到自己老了，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老。
    
    我的回忆还在继续，它几乎成了我每天生活中不可少的内容，有时回忆让我眼眶湿润、使我寝食难安。而回忆中，有一个人让我难忘，冥冥之中她像大姐一样看着我，她亲切地靠近我，近得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能嗅到她那有着香味的头发，能看到她光洁皮肤上的纹路。她的名字叫钟时，这个有着男人名字的女人外表没有一点男人的味道，她有女人少有的风姿：明眸炯炯有神，飘逸的短发黑又亮，匀称身材珠圆玉润……想到她就有丝丝沁人心脾的甘香，雾一样蒙上心头。有一天，我像是从梦中醒来，一种强烈的冲动让我无法安宁，我要到福建西部的龙岩市去看这位让我日思夜想的人，这是我多年来少有的“强烈决定”。
    
    寻访钟姐
    
    列车在黑暗中向西行驶，车轮在铁轨上发出有节奏的声音，就像一曲动听的乐曲萦绕在身边，整夜我都没有合上眼，与她共同生活12年的每一件事情像电影映照在眼前。此时的她不仅像大姐更像母亲，她的微笑是那么的慈祥，蕴涵着暖暖的亲情；她说话娓娓动听，就像一首流淌的歌，她的关爱更像一股暖流随着血液流遍全身，直到天亮我还沉浸在以往的温馨中。
    
    到达龙岩市后，我急忙奔向她家。眼前的钟时老人完全没有以往钟时大姐的影子，现在的她身子像是经过压缩变得干瘪，头发稀疏而泛白，一双眼睛茫然而无神……她老了，老得让人难以辨认，一阵难过袭上心来，心酸得让我哽咽，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对她说：“钟姐，我来看您了。”她望着我，神情呆滞，好像问我：“你是谁？”这让我感到无比的伤心，我仍然再次呼唤她，我说出我们在一起生活的一些事，想“激活”她沉寂的记忆，可她还是那般无动于衷，还是用那种陌生的目光对着我。站在她旁边的女儿告诉我，母亲得了帕金森综合症，但我觉得无论如何她不该忘记我，忘记那我们一起生活过的日子。
    
    蒙难泰国
    
    我祖籍广东潮州，父亲在海外打工，家里全靠他打工挣来的钱养活，我14岁的那年，日本人侵占东南亚，家里与父亲失去联系，生活断了来源，眼看我三姐妹和母亲就要饿死在街头，无奈之下，母亲只得将我卖掉换回两担地瓜。我被人贩子几经辗转卖到泰国一家钟姓的人家里做佣人，在他家里做着洗衣和清洁卫生的活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佣人只能低头做事，埋头干活，一天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的佣人生活在孤独中继续着。
    
    有一天，钟家大院里来了一对年轻夫妇，女的是钟家主人的妹妹。听说他们是从国内来的，就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也是从国内被卖到这里来的，不知为什么，我对他们一开始就有好感。让我感到很意外的是他们见到我时竟然主动向我微笑致意，尤其是那位穿着花裙、剪着短发的夫人，她的微笑和蔼慈祥。在这个钟家大院里，从来没有主人向佣人微笑，何况这微笑既似朋友的微笑，又像亲人的微笑，就是这浅浅的微笑在我的心里产生了一次振动。之后我们开始相互寒暄问候，她有时客气地邀请我到她房间坐坐，起先我不敢答应她的邀请，这在主仆规矩分明的钟家大院里是不允许的，但好奇心的驱使，我还是悄悄地溜进了她的房间。
    
    心灯亮起
    
    在她的房里，我几乎忘记我是这家的佣人，我们像亲人一样的交谈，有时她读书给我听，有时她告诉我中国发生的事，在她所说的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说中国将会变成一个没有饥饿、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这让我联想起我一家人因饥饿所迫，把我卖掉换那两担地瓜的事。很奇怪，这位钟时大姐说的每一件事，每一个道理都能深深地嵌进我的心坎，这时我心里彷佛有了一盏明灯，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我现在看到的更好的东西；知道穷人不会永远是社会的下人，他们有机会为自己改变命运；知道中国人的根在哪里，为了国家不被日本占领有很多人牺牲流血。也是这位钟时大姐帮我识字，我第一次写的字是我的名字，我原名杨红妹，她说最好改成杨亚红，我不知道这里有着什么更深的道理，但因为这个名字是她为我起的，我就喜欢，并一直用到现在，我想这个名字将跟我到永远。
    
    这些美好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一天她告诉我，他们要回国去，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走，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但她的哥哥和嫂嫂不同意，而且态度很坚决，也许她的亲人们感觉到我与钟时大姐的关系不像主仆，更像朋友，从而引起他们的反感，阻止我与他们一道回国可能出于一种报复或一种惩罚。与他们分手我有一种撕心的痛苦，我被卖掉时与母亲分手还没有这般难受，那时夜晚我都会因为思念她而痛哭，没有了她，心里的那盏灯就要熄灭了。
    
    奔赴祖国
    
    在钟时大姐离开一年后的一天，我与她的哥哥嫂嫂爆发一次主仆间的“战争”。我因提出回国的要求遭到她哥哥的谩骂，她嫂嫂还动手打我，把我的眼睛打得红肿。钟家其他人担心这样下去会有意外发生，于是劝她大哥同意我回国，最后他看在我为他家服务这么多年情形上让我回国。其实就算主人让我回国，我没有钱，也是回不去的。哪想到这一切都在钟时大姐意料之中，她回国之前早就替我安排好了，她把回国的盘缠和她的地址悄悄地放在账房先生那儿。就在我为回国路费苦恼时，这位平时不说话的账房先生将回国的船票和钟时大姐在国内的地址交给我，捧着这张船票，我的眼睛再次湿润了。
    
    1952年的夏天，我从广东汕头上岸，稍作休整后我就直奔福建连城县，见到她，我扑进她的怀里，那时我觉得有太多的话要向她说，只是不知从哪里说起，其实与她的分别才一年多。从那以后我真正成为了她的家人，在她的帮助下我进了学校学习，在她的鼓励下我当上了一名助产护士。有一天她对我说，你长大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我又在一种伤感中离开了她，到了闽东的福安、罗源，最后落脚在福州。
    
    在我匆匆的人生道路上，她是我唯一遇见到的最好的“贵人”，她有一颗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心。
    
    （来源：福建侨报。杨亚红，女，泰国归侨，现年70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长途客运北站。）
    

  
     杨亚红16岁在泰国拍的人生第一张照片。
    
    杨亚红（左）上个世纪60年代在福建省连城县与时任连城县总工会主席的钟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