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一天，新加坡中华女子中学的宣传栏里贴出了几篇优秀的作文，我的作文也在其中。那天，同学们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连平时一向严肃的老师，也对我会心微笑。
    
    一篇作文勾起心酸往事
    
    几天前的作文课上，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了作文的题目——《童年的回忆》，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的感情顿时沸腾起来，那些像是被埋葬的记忆，瞬间闪现在脑海中，一件件让人心悸的往事，使得我泪水盈眶……
    
    我一岁时，父亲就去世，全家的生活就落在39岁的母亲身上，她一直在外当佣人，挣钱不多，年老的祖母还要早起卖油条，一家人总是在饥寒交迫中度日。6岁时祖母病逝，母亲为了养活我和哥哥，为7家人洗地板、被褥、衣服等，本已瘦弱的她，最后洗到了一双手的皮都没有了，露出红红的肉，甚至累倒吐血。随后，她带着哥哥一起到了福州台江大桥边的“万国皮鞋”行当佣人，经再三恳求，鞋行老板才同意她带上不到10岁的哥哥当学徒，但母亲挣得钱几乎都贴给哥哥做学徒费。
    
    在哥哥做学徒前，我总是每天和他一起在黑夜中等待母亲回家，等母亲回来后，我俩就依偎着母亲睡觉，一旦感受到母亲的体温，原先那些恐惧就没有了，天还没亮，母亲就悄悄离开我们，我会因此从睡梦中惊醒，现在连哥哥都离开了我，那种孤独所带来的伤痛让我久久悲伤。
    
    我的童年没有快乐，没有笑语，更没有幸福。我见到母亲时，她都是愁云满面，叹息不断，夜里她常哭诉着，并呼唤着父亲的名字，这让我感到紧张，我以为是我让她不快乐，是我给她带来惆怅，小小的我就开始自责自己。
    
    我最担心的是，母亲过分的劳累和无度的悲伤，随时可能离开我们，到那时我和哥哥真不知怎样生存下去。如果那时有人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盼望母亲身体早点康复，希望我能有一份工作，有一口饭吃。从那时起，我不再哭泣，不再流泪，冥冥之中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孩子了，我要像别人一样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了。
    
    5岁那年，我来到姑姑的一位亲戚家，在这里，我并不是客人，我是他们的佣人。身体瘦小的我，每天天不亮起床，要做的事很多，提水、扫地、倒尿盆、擦桌椅、捡柴火，看护只比我小1岁和2岁的两个表弟，我还常常要为大人捶背到深夜，摇扇摇到手臂发麻，他们一家吃完饭后，我才能吃，他们全家人上床后，我才能休息。
    
    日本第二次占领福州时，我只有8岁，我被这位亲戚当派工到义序修机场，每天徒步走的路很远，由于我没有鞋穿，一双脚被荆棘和砾石割得满是伤痕。最让我恐惧的是黑夜行走在田埂上，有一晚，天降大雨，黑暗中我就掉进了小路边的水塘里，如果不是被人看见救起，靠我自己是爬不上水塘的。在当时，我对这亲戚还心存感激，至少他们给了我一口饭，让我这个苦命的孩子能得以活下去，让母亲少了一份操劳。
    
    母亲不仅身体虚弱，她的精神也时好时坏。在我还没出生时，父亲从海外托人带了两箱的物品回国，寄放在姑姑家，不幸的是，这两箱东西很快被盗，这让母亲一直耿耿于怀，她有时幻想着找到这两箱东西，幻想箱子里是大批值钱的东西，这也许是她穷怕了，总希望有一天命运能有转机，这两个箱子正好成了她命运的维系物，如果真有一天，她找到了这两个箱子，而箱子里并没有她所想象的财宝，那么她会比现在还伤心。
    
    随后的日子，母亲见我在这位亲戚家干活实在太辛苦，就通过友人介绍到了福州中亭街的一家毛巾作坊里工作，尽管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以我的年纪与其他大人相比，我感到工作很沉重，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在我当时的脑海里，以为人来到这世上是来受折磨的，幸福离我很远很远，我很想像其他人一样逃离这个纷乱的尘世，出家到一个静谧的地方。
    
    更多的故事在作文以外
    
    也许在我的同龄人里很少有这些经历，也许是我的故事感动了老师们，她们才把我的作文贴到了学校的墙上，其实作文里的故事只是我来到新加坡前发生在福州的事，而更多的故事却没有写在作文里——
    
    就在我生活苦不堪言，并开始厌恶世道时，抗日战争胜利了，多年失去音讯的叔叔从新加坡来信了，并寄来了对于我们来讲几乎是救命的钱。接下来我们的日子有了很大的转变，尽管每月寄来的钱并不多，但它的确让我这个穷人家过上殷实的生活，不仅能有三顿饭吃，我还能到小学里零碎地读了一些书，我也第一次穿上了鞋子，随之心里自卑的阴霾也悄无声息地少了很多。
    
    那时，新加坡的叔叔在我的心目中有着一个很高的位置，我深感这位叔叔一定是个伟人，因为他把我们一家从绝境中拉回来，尤其是把我从深渊中救起。朦胧中，我很想见这位从未见面的叔叔，隐约间，我想在长大后一定要报答这位恩人。
    
    1949年2月，我和堂姐一起乘船到了香港，几个月后，我来到了新加坡，住在这位叔叔家。
    
    叔叔家在新加坡的后港六条石街上，沿街的是他的商铺，商铺的名称叫“华峰商店”，这里卖的有酒、布料和小百货，商铺的后面是一间住房，住房的面积不大，全家人就挤在这间屋里，住房的后面是厨房和洗澡房，打开后门是一条小巷。
    
    到了这里后，我才知道，叔叔并不是很有钱，他自己养家糊口过日子也已经很不容易，然而他却毫无保留地接济所有需要接济的亲人，据我所知，几乎国内的亲戚都得到过他的帮助，而这样的帮助，一帮就是很多年。
    
    学校张贴我的作文的事，我并没有回去告诉叔叔，是叔叔在检查我学习时看到了这篇作文，很难想象，叔叔一个大男人，在看了我的作文后会泪流满面。他很惊讶我会遭受如此的苦难，他更惊讶的是，我从没有告诉他我童年的那段经历。
    
    其实叔叔并不懂得我写这篇作文的真实情感，当我回忆那些往事时，我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受，因为我最终逃离了苦难，因为我有一位胜似父亲的叔叔，因为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亲戚都是亲人，只有那些有爱心的人才是亲人。
    
    从叔叔的神情中可以感受他想更多的帮助我，关心我。随着我的年龄的增大，叔叔觉得原先为我隔的小屋太小，于是就把厨房移到了厕所边上，将原先的厨房重新装修一新，还购置了床铺和衣橱，而婶婶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却要在厕所边上做事，这让我不仅感动，也觉得愧疚。当我看到叔叔邻居的孩子，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在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在家，而我的叔叔却鼓励我要继续读书，尽可能读到最高的学历。叔叔一家人从没有要求我的回报，家里的家务事从没有让我做，那时叔叔的几个孩子年纪都还很小，也需要有人帮助照看，可叔叔和叔母执意不让我插手，但我还是主动为家里做些重活。
    
    实现理想是最好的报答
    
    1954年5月，我回到了福州，回到了母亲的身边，但我牢记叔叔的嘱咐，一定要把读书进行到底，一定经常写信给他谈学习，谈思想，谈生活。10年后，我终于从福州大学毕业，这是我童年所梦想不到的事，我把这个消息迅速地告诉了叔叔。因为他为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包括我大学所有的费用都是他给的，我想用这个让他等待多时的消息来回报他，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报答的一件事。
    
    我深深知道比钱更重要的是他的教诲，他给我一封封信就像一盏盏灯，每每读他的信都能感到一种呵护，一种关怀，也是一种激励，这些信我至今还珍藏在身边。
    
    1990年我回到了新加坡探亲，当我再次来到后港六条石时，再次看见我46年前曾经居住过的房子时，我哭了，我流泪了，这里是我得到关爱的地方，我想告诉这里曾经的主人，我长大成人了，我成家立业了，我成为工程师了……，然而，这里的主人——我的叔叔却已不在了，他在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离开了人世。
    
    有时我在想，我的叔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那样平凡，那样随和，那样关心别人，那样乐于奉献自己，他也许就像早晨的月亮，那样的清淡，那样的隐约，它把在黑夜的人引导到了光明地方，而后自己却无声无息地退去。
    
    （来源：福建侨报。严惠生，女，现年70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缝纫机厂。）
    

16岁时在新加坡的严惠生

    
    36年后严惠生重返新加坡时与堂弟堂妹们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