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新会籍院士薛社普:对科学执著 对国家挚爱
新会籍院士薛社普3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今天(3月16日)，薛社普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薛社普院士是我国细胞生物与生殖生物学学科创始人之一，本报曾在2012年采访过薛老。在此，我们深刻缅怀他，并奉上关于薛老成长、事业和家国情怀的生平故事。
童年苦涩 求学艰辛
1917年9月26日，薛社普出生在广东新会古井一个农民家庭。
在新会，薛家同当地其他许多家庭一样，有华侨背景，薛社普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是华侨。
但那时的华侨，并不如今人想象的那么光鲜，相反，却是在异国他乡受累受罪、吃尽苦头。19世纪中后期，美国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薛社普的祖父作为劳工的一员，头一批被征到美国，后来伯父和父亲也随祖父去了北美。他的父亲在加拿大的洗衣馆和饭店里做杂工，每5年才回来一次，住不多久又要离开，就这样，儿时的薛社普和两位哥哥，均由务农的母亲带大。
虽然生活艰辛，但于孩童而言，纯真的天性带来的快乐胜过一切。儿时的薛社普，对大自然充满好奇，他经常去村里的小河边对着动物、植物发呆，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感觉这一切太奇妙，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一颗小小的种子最后可以变成参天大树，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似乎隐约知道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未知。
薛社普9岁那年，母亲因操劳过度去世，而父亲依然常年在国外，他被寄养到了古井文楼村的姑妈家。幸运的是，虽然姑妈家也不宽裕，但依然送他到古井小学念书，从此，薛社普开启了自己的学业生涯。
学校带给这个孩子太大的震撼，那远不同于此前帮助妈妈收割稻谷和做家务得到的收获。他如饥似渴，勤奋好学，有太多的“为什么”想要知道，他总是课堂上问问题最多的一个。1932年，15岁的薛社普以古井学校第五届小学毕业生的身份毕业，成为班上唯一一个考上广州广雅中学的学生。
1937年，日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到1938年间，日军对广州实施了长达14个月的轰炸，其时尚在广雅中学求学的薛社普和他的同学们，成天过着一边学习一边躲避轰炸的生活。青年薛社普见到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幕：一架飞机一直在学校上方盘旋，几分钟后十几架飞机过来围攻它。被围攻的飞机是中国的，由于技术装备落后，被薛社普眼睁睁地看着被击毁坠落。那时起他就知道落后就要挨打，希望自己将来也有本事，走“科学救国”的道路。这成为薛社普后来选择理工科为研读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成为他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放弃美国就业机会毅然选择回国的原因之一。
1938，薛社普考取南京中央大学。但那时南京沦陷，重庆成了陪都，学校亦迁往重庆，薛社普于是直接前往重庆报名。但由于兵荒马乱，这段从广州到重庆的求学路，薛社普足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达。
原来，因为当时姑妈已无力继续供他上学，他前往香港得到舅舅和舅妈的接济。为躲避战乱，20岁的薛社普带着他们为他买的衣服、箱子、船票，经海南岛到越南(那时叫安南)，从越南老街开始，一路跋山涉水，步行经河内、云南蒙自、开远、昆明，贵州安顺、贵阳、娄山关，最后坐上长途汽车，历时一个多月终于抵达自己的求学之地——重庆。
潜心研究胚胎和细胞学
薛社普在大学选择师范学院博物系专业，但在某一堂课上，老师讲到胚胎学的知识，薛社普第一次知道一个令他惊奇不已的事情：精子和卵子结合起来成为受精卵细胞，发育成一个人，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觉得这和他小时候想知道一粒种子为什么最终会长成参天大树一样，太神奇了，所以很想深入知道这是为什么？是怎么回事？于是，儿时就对大自然充满无限好奇心的薛社普、历经磨难的薛社普，因目睹过战争谋生“科学救国”念头的薛社普，后来改念了生物专业。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选择，驱使他一步一步朝着某个科学高峰进发，最终会为新中国的医学科学事业带来巨大的辉煌，并在世界基础医学领域奠定独属于他自己的崇高地位。
毕业后，薛社普留在重庆中央大学当助教。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学校搬回南京，在那里，出于对学科知识奥妙的探索热情，薛社普想前往美国深造，并通过了留美考试。1947年，他坐了20多天轮船到美国，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真正开始接触到他日后数十年潜心于其中的领域——细胞和胚胎学。
美国的科研环境令薛社普振奋不已，那里实验条件优越，他终于首次见到显微镜，看到别人在显微镜下面做手术，正式开始进入了细胞学领域，对细胞究竟如何发展的概念有了清晰认识。
细胞是一个真正体现生命的最小单位。不好的病毒进入细胞就会引发疾病，所有的病源都是从细胞发生变化开始。所以细胞成为研究人体结构功能和一切生命现象的一个基础。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研究细胞来解决。
细胞是生命的基础，所有有关生命的科学都跟细胞分不开，比如说生物学，后来的细胞分化、发育生长、遗传育种，有关医学的疾病和农学方面等各个学科，都是以细胞为基础。
细胞学，这在当时的美国都是相对比较前卫的研究学科，来自大洋彼岸的青年薛社普怀着浓浓的兴趣一头扎了进去，穿透具象的躯体，直接朝着细胞这个构成生物有机体(人体)的基本单位奔去。
薛社普在美国求学期间展示出怀疑精神和钻研能力，他在实验室里证明了自己某个质疑的正确性，这个小小的实验为他后来关于细胞分化可裂观点的卓越成就打下了基础。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得从人本身说起。人，一开始只有一个细胞，即受精卵，但发育成熟后却有250多种细胞，怎么来的？就是通过细胞分化。细胞分化即卵细胞一分为二，再分变八个、十六个……细胞越来越多，各个细胞变得不一样了，这些分出来的细胞在发育过程中慢慢变了，有的变成眼睛、头发、皮肤，有的变成了肺、心脏等各钟器官、组织和个体。
当时业界有一种传统的、老的说法，称细胞分化定为哪种细胞后，就不可变。薛社普对此有质疑。做博士论文研究时，他反复做了许多次实验，最后从鸡的颈部割了一块肉下来，移植到它的胸部，结果发现，颈部细胞移植后变成了胸部细胞，这说明细胞分化后，可以转过来变成别的细胞。
虽然对这个传统说法的质疑，其他实验室也做过证明，但年轻的薛社普用成功的实验进行了反证，实属难得。这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实验，没有形成系统研究和成熟的学术成果，也没有在学界引起讨论和影响，却给他当时的导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奠定了后来薛社普一项伟大研究成果的基础。多年以后，薛社普创造性地基本阐明了“细胞分化的可调控性”的规律，证明了细胞可以受环境影响改变分化，打破了传统说认为细胞分化后完全不可以逆转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