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余子维：中国志愿捐体解剖第一人(图)

　　下周二为我国传统的清明节，让我们怀念一位逝者临终前的壮举。民国二十二年(1933)，温州人余子维立下遗嘱，自愿献出遗体用于医学解剖，成为我国志愿解剖第一人，当时中华医学会制成余子维遗像，请马一浮题照，分颁各会供瞻，并以余子维遗体解剖之日，为“病理解剖有志会”的纪念日。

　　将门之后，赴日学医

　　余子维(1872-1933)，名纲，别号森子，以字行，住温州市区五马街，夫人丁氏也是城区人。余子维祖父从福建迁居瑞安，其父为福建水师管带，后调为陆师驻军温州，授昭武将军。余子维兄弟四人，长兄随父参加中法战争，1884年在福建闽江马尾战役中壮烈牺牲，为此，余子维长子余继敏过继给长兄，而叫生父余子维为“二叔父”。

　　余子维年轻时不务科举，而沉迷于佛教，同时考究井田制度及河图洛书诸学。1900年，经历庚子之乱，他认识到“非科学不足以挽救中国之危，遂弃古学而求新法”，因此，嘱咐艺文学堂毕业的四弟余崙及余继敏一起到温州江心屿的英国驻温州领事馆，随英人学习英文，以作将来学科学之准备。余崙后来英文非常优秀，经瑞安人、湖北省提学使黄绍箕介绍去湖北省工防营随营学堂，做英文教官。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继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温州作为通商口岸也受到波及，据余继敏回忆，当时“有外国侵略兵轮要入侵温州。当时城里有两派人，一派是主张抵抗的，另一派是主张投降的。二叔父(即余子维)是主张抗洋的。辛丑，北京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之后，对于以前主张抗洋的人要加以处理，因此就有差役来抓二叔父。二叔父事前也已得到一点风声，就避在外公家里，没有被他们捉去。”后来就回到瑞安乡间，以祖遗之田地栽培桑棉，研究蚕桑及棉花之改良，“奈农民守旧，不肯改良，致遭失败”，但爱民之心自此被“农民之颠沛”深深触动。

　　风头过后，他回到温州城区，“即拟以医药解除农民病苦”，与陈子山等创办永嘉县施医院。由于施医施药，纯属公益性质，每年所费不赀，以致入不敷出，家道自此中落，医院处于难以为继的困境，这时他接四弟余崙来信，介绍他赴湖北担任军医，于是他把祖遗的四亩多田，托人卖掉，作为川资，去了湖北。

　　他在行医的实践中，“每觉旧医理论支离缺乏科学之根据，遂决心学习新医”，并得到黄绍箕诸乡先辈之助，于是携余继敏一起东渡留学，入日本东京同文书院学习日文。1904年冬天，他在日本获悉四弟被疾病夺去生命，悲痛异常，习医之心益切。1905年入东京慈惠医学专门学校。

　　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1905年，余子维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入同盟会，并“屡与林介岩先生访总理寓所，畅谈中国古制，为总理所器重。遂嘱为搜集中国古代之材料，以备参考之用”，还结识了徐锡麟，而且“交甚密”。他父子俩在日期间，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孙中山和徐锡麟的革命思想影响。特别是余子维，深刻认识到“改良中国医学，须以基础医学入手。乃赴各地医校，联络同志，研究解剖、生理、病理、细菌诸学，备将来归国为新学之师资”，当时共同研究的同志有上海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平阳人张鋆，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教员黄曼欧，北京医科大学教授葛竹书。其中张鋆的胞弟张镕后来还成为他的女婿。

　　据张镕回忆，“(张)鋆之专攻解剖学，先生(余子维)怂恿之力居多。先生尝谓灌注新医学，必先翻译书籍，乃与鋆共译森田氏《解剖学》一书，译既竟，因寄国内请求刊费。适值辛亥革命，稿遂纷失，致未刊行”。余子维在日期间，因经济拮据，常携冷饭包(日名“辨当”，即“便当”)为中膳，但每因冷食的刺激，发生胃酸过多症，从此埋下了致命的胃癌病根。

　　1911年，余子维从东京慈惠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当时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日本，他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乃根据孙中山密令，束装返国，潜入天津，拟赴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处从事反清工作，以响应南方军事。不料吴禄贞出师未捷身先死，在准备发兵北京当夜，被刺身亡。

　　余子维在天津得吴被难之报，忧愤交集，胃病复作，卧病于津，后南下江宁养病。

　　创办多所医校，行医不倦

　　1912年秋，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即应江西省都督李烈钧之邀，赴赣创办江西军医学校。他一人教授病理等六门学科。其教学理念，注重理论要联系实际，不偏重分数，认为“考试不过一时的测验，专靠熟读课本，斤斤较量分数的多寡，不务实际工作，却非判别优劣的定论”。他的为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学生毕业时，“为着同学们出路上着想，常把兵营生活状况细述详论，对于军阵卫生方面，尤多应加改革和设施之方针”。

　　1918年，余子维胃病再次复发，不得不离赣北上，被继敏迎养于保定。1920年7月，直皖两军在保定一带开战，他不得不举家南返回到温州。回到温州后，他稍事安顿，即着手设立永嘉县儿女卫生学院。一面教育贫民子弟，一面施诊施药，一直坚持到1924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姜琦在温州成立永嘉新学会，他和继敏成为首批会员之一，父子俩为努力实现新学会提出的目标而努力：“收集世界种种知识，集思广益，使新旧学术融于一炉，铸成一种适用于实际生活的学说。这样，日后不难有‘新永嘉学派’之出现。”

　　1924年，因积劳过甚，他胃病第三次大发作，时继敏供职于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复迎养于杭，含饴弄孙，尚多乐趣，但旧病时愈时发，一年有余，始得告痊，于是又回到温州为家乡贫苦百姓施医施药。如此数年之间，病发时到杭州调养，好了就回温州继续行医。

　　1928年，他的次子余继崙毕业于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也被他叫到温州，辅助医务。继敏曾敦劝余子维节劳。余子维却回答说：“教育吾之志也；施诊吾之乐也。汝毋谏焉。”仍然坚持不懈地从事他热爱的工作。

　　破旧立新，志愿捐献遗体

　　1932年5月，余子维胃病第四次大发作，拖到10月间，肝胃部触有硬块，时有出血，此时他知道自己的胃疾已经恶变成癌。1933年春节前后，他与亲朋好友游若等商议预作遗嘱。他告诉继敏：“吾死后必须实行病理解剖，以遂吾志，汝切记之！吾尚有一月天命，汝速返杭，以免旷职。”从现有史料看，在1933年以前，解剖尸体以行刑处决、监狱医院病死无人认领者为对象。1月30日，余子维正式立下遗嘱，形成书面文字，见证人和执笔者，除余继崙外，均为留日归来的同乡好友或同盟会好友。

　　2月20日，余子维绝食多日，已经不能起坐，心中依然想到国家和人民，自挽：“天下未平皆罪己；太上有道可传人。”留下绝笔，延至24日凌晨2时，在完全停止呼吸前，他还再三嘱咐，要实行解剖。当日上午，余子维遗体移到温州大南医院。下午2时，请李素冰、黄竹如两位医师施行病理解剖，并将肝胃全部制成标本，再由继敏返回杭州时，赠送给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作学术研究之用。

　　而对于解剖后的遗体，余子维还遗嘱“可火化之”，虽然当时温州不具备火化条件，但在温州，也是第一个立遗嘱火化的人，体现了温州人的敢为人先的精神！余子维后裔多有从事医药、科学技术工作的，并在各自的领域中有所建树，特别是余继敏、其孙余永铭、玄孙余伯阳(中国药科大学教授兼中药学院院长)，三代人都担任过国家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在药典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在温州医科大学的校园入口处耸立一座余子维塑像，纪念其功绩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