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施工图”正式发布
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施工图”正式发布 66条措施将如何影响广州？
广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了“施工图”和“任务书”。
9月16日，备受瞩目的《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见的行动方案》(下称《方案》)正式发布。《方案》围绕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和平台建设、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等六个方面，共提出66条具体措施。
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有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认为，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中，金融可以率先突破藩篱。
如今，随着《方案》的发布，广州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的脉络更为清晰。
“这66条措施所释放的正是加大金融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信号。”张平说。
那么，这66条措施将给广州金融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南方日报记者 吴雨伦 宾红霞
加快推动广州期货交易所落地
《方案》中，加快推动广州期货交易所落地尤为引人瞩目。
其实，近年来，不论是广东乃至国家战略层面，广州期货交易所都被频频提及。
去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明确提出支持广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研究设立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今年5月14日，在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
这次的《方案》则提出，推动广州期货交易所落地，积极推动广州期货交易所在穗落户政策兑现落实，配合国家有关部委做好交易所落地及交易品种研究储备。
这也意味着，或许在2020年——这个中国大宗商品市场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引入期货交易机制联动发展肇始的30周年，广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孕育的“期货交易梦”，将迎来圆梦时刻。
国内期货交易所布局三地，上海云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郑州各有一家商品交易所。但广州在这方面明显缺位。
“广州期货交易所一定要找准一个定位，我们到底要主打什么品种？这是最先要考虑好的问题。”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大数据中心主任韦立坚认为，广州是贸易之都，期货交易所的设立也要打好“贸易牌”，要覆盖目前国内现有的期货所没有做好或未覆盖的品种，要让期货交易所服务“一带一路”和东盟。
也有专家认为，广州期货交易所的落地将极大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发展。
“绿色金融方面，措施指出要推动广州期货交易所的落地，这也就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创新金融、绿色金融有了更实在的抓手。” 张平表示。
9月4日，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在广州成立。张平认为，目前广州在绿色金融方面“走得比较前”。
诚如他所言，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累计交易量1.54亿吨，总成交金额超过30亿元，全国排名第一。广州绿色金融街进驻绿色机构266家，注册资本金204.6亿元，自2017年成立以来年均增加超过100家。
“经过多年的探索，广州政府、金融机构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体系，社会上对于绿色金融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期货交易所可以是广州建设标准化绿色金融体系和国际标准对接的一个机会。”张平说。
但张平也提醒，绿色金融的推进工作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不仅涉及金融机构，还关系到企业的融资成本。此外，目前我国与国际上还未形成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比如说碳排放的标准、关于企业的绿色评级体系等都有待统一。”
张平所提醒的也是《方案》所要支持的。
《方案》提出，支持港澳金融机构参与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依托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平台，推动广州绿色金融创新经验向粤港澳大湾区复制推广，探索在粤港澳大湾区构建统一的绿色金融相关标准，并逐步向国际标准接轨，进一步吸引国际投资者。
在期货交易所之外，《方案》提到的将要加快推进建设的重大项目和平台中，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广州将加快推动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
“大湾区商业银行要在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交易、不动产跨境登记抵押等方面有实质行动，才算真正走出来。”在张平看来，将在南沙落地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是《方案》的一大亮点。但他坦言，目前南沙在产业基础等方面还有待夯实，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将是南沙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重要抓手。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蔡进兵认为，广州法人金融机构的数量偏少，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有利于弥补广州法人金融机构数量的不足。
“如果定位是在大湾区，要跟普通商业银行功能有所区别。”韦立坚表示，需要先厘清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的设立方式、架构、服务目标。商业化的银行可更多侧重于支持跨境贸易。“比如对跨境金融，跨境人民币的结算。”
在韦立坚看来，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可在帮助国内企业拓展海外业务、促进资本的跨境流动、个人跨境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做出更多尝试和努力。
“如果在大湾区商业银行尝试成功，可把这些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商业银行，以点带面。”但这并非意味着将所有跨境业务都在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进行，韦立坚认为该银行可作为一个试点或者样板。
进一步提升广州金融开放水平
9月6日，“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在北京召开，主题是“新金融、新开放、新发展”。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在服务好国内经济的同时，中国金融业、中国金融服务业也不断地追求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这表明，不管世界局势如何风云变幻，中国金融开放并未止步。
而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金融开放有着更多含义。因为大湾区是全球唯一同时具有两种制度、三种货币、四个核心城市的湾区城市群，传统金融可能无法解决跨境资源的融合利用问题。
所以《方案》既突出“金融业开放”，也更聚焦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其实，这方面的探索始于两年前的9月，那时广州发布了国内一线城市中首个为金融领域出台的专项对外开放实施意见。
探索研究在广州试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跨境业务、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保险机构在广州设立经营机构……这次广州金融的开放更进一步。
具体而言，《方案》支持广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支持研究开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IE)试点工作，争取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开展QDLP/QDIE试点。
“如果打通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双向流通的渠道，对广州风投机构的建设，会是一个很好的促进。”蔡进兵表示，《方案》提出的金融开放带来了无限想象。
与此同时，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也将迎来进一步全方位的开放。
如在银行方面，支持境外银行在广州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商业银行与外资机构合资在广州发起设立不设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在证券业开放方面，《方案》提出探索研究在广州试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跨境业务；在保险业方面，为进一步支持保险业开放，《方案》提出六条举措，支持在广州设立外资控股的人身险公司，鼓励保险机构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重疾发生率表以及区域健康医疗经验数据，探索开发粤港澳大湾区专属重疾险产品，支持上海保险交易所在广州设立区域总部或平台。
“除了境内外互设机构之外，还应在客户服务方面有进一步的开放。”在张平看来，保险业的开放尤为重要，一方面要服务客户的机构走出去，另一方面要服务进来的客户。此外，他还特别提到，不动产跨境抵押登记也是开放的具体抓手，“这对于银行来说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蔡进兵也认为，港澳在保险服务水平上远高于内地，如果符合条件的港澳保险机构在广州设立经营机构，广州则有望成为与港澳金融对接的前沿地。
FT账户被认为是金融开放的重要载体。
《方案》的提出，在总结南沙自由贸易(FT)账户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继续向人民银行总行争取扩大试点银行范围。
在广东，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是首家上线FT账户的银行。
上线10个月以来，广州农行已为800多家企业开立了自贸FT账户，办理跨境结算800亿元，为数十家跨国集团开立了自贸FT全功能型资金池，为多家湾区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资金。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国际金融部总经理肖曼认为，自贸FT账户开户、汇兑、融资、划拨都很便利，只需开立一个账户便可实现多币种转换，企业可以使用离岸汇率价格，还可以选择境外报价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肖曼表示，自贸FT账户对于促进广东自贸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改革创新、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新的工具。它架起了湾区内地城市与港澳在金融领域进一步融合和沟通的桥梁，提供了湾区企业在跨境结算和融资等方面更高程度便利化的渠道。
如今，广州已将FT账户与绿色金融结合起来，让二者相辅相成。
就在8月10日，花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正式开展FT账户创新试点工作。
“开展FT账户创新试点将有利于进一步发挥花都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作用，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绿色产业的水平。”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及时发现并化解金融风险隐患
金融开放，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因此，要有强监管这一“防护盾”。
《方案》特别提到要加强粤港澳金融监管合作，推动建立大湾区金融监管沟通协调机制，研究建立跨境金融创新的监管“沙盒”。
在张平看来，防止风险是“入盒”的关键，监管“沙盒”是发展性的监管，“出盒”之后也要进行稳定性的推广，能否成熟扩张，将“试验”普遍化为社会所用还需要时间验证。
“目前整个金融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我们是边做监管边完善基础设施，需要监管的东西很多，需要补足的东西也很多，要真正能做到经验‘出盒’之后推广应用发挥实效才是制度上的创新。”张平说。
前不久，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落地广州，首批五个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出炉，均由银行牵头。
韦立坚认为，这五个试点突出银行主导，并非以跨境金融为核心。而这次《方案》提出的跨境金融创新的监管“沙盒”，可以是监管者为主导来推进，参与者可包括银行、证券等。
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金融创新的监管如何协调？
在韦立坚看来，广州首先需要攻克的是大湾区跨境机制上的难题。而建立湾区统一标准的征信评价标准，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钥匙”。
但数据打通、开具证明等传统征信手段，因三地相关法律机制的不同却无法适用于大湾区。
《方案》提出，要利用金融科技加强金融风险防控。不断加强广州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中心建设，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金融科技手段提升开展金融监管和维护金融稳定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及时发现、化解金融风险隐患，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运行安全区。
对此，韦立坚认为，《方案》中提到的利用金融科技很重要，在三地实现刚性信息的共享，或者建立征信共享平台迫在眉睫。“如果金融没有信用支持会很困难，比如香港有家企业来广州投资，就需要看这家企业的信用状况如何，内地企业去港澳也是同样道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也认为，《方案》中，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加强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方面尤为引人关注。
“金融科技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互联网科技应用于金融行业，具有普惠性且存在巨大的红利和空前的机会，广州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有助于提升优化广州的营商环境、弥补在金融上的短板。”盘和林表示，金融科技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的土壤，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方案》 提出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相关举措，有助于提升广州金融的综合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