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族群故事的延续 “海外一个潮州”从何而来？

　　“海外一个潮州”从何而来？

　　人们常说“海外一个潮州”，以表示海外潮人的大量存在。从最初的东南亚到之后的美国、欧洲、大洋洲，潮人足迹的散布，是华人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关于潮汕这一族群故事的延续。

　　策划：达海军

　　采写：肖燕菁

　　荡到无，过暹罗

　　潮人移民海外从什么时候开始？个别的情况或许可以溯源至唐宋。南宋诗人杨万里到潮州写下“须臾满眼贾胡船，万顷一碧波黏天。恰似钱塘江上望，只无雨点海门山。”往来海上的潮州商人在秋冬季节刮北风时下南洋，过完冬天，等西南季风刮起来的时候再回乡，称为“住冬”。华侨华人研究专家黄晓坚认为，虽无明确记载当时的潮人在海外定居，但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之后，明代潮州沿海的海上武装集团与朝廷关系疏密不定，时有出走南洋定居。

　　潮汕的地理位置为潮人出海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刺潮八月的韩愈在《送郑尚书序》即记载“蛮夷悍轻……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踔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乘船出海，便可“不见踪迹”，这是唐代尚未完全开化的潮州土著便有的意识。潮汕在宋代经历“福佬化”，迎来中原传统儒家文化的兴盛，以农耕为本的文化有着安土重迁的思想。潮人大规模出洋侨居，真正要等到清代乾隆年间。乾隆十二年(1746年)，因人力增长带来的土地压力越发明显，清廷稍放松海禁，准许沿海地区的居民从事大米和木材贸易，“红头船”风帆鼓胀，由此产生潮汕移民海外的第一个浪潮。

　　暨南大学历史学硕士谢杭锋认为，清代潮州樟林港与暹罗的贸易与移民活动是古代潮州地区对外移民活动的辉煌时期，它奠定了潮州华侨以暹罗为主和暹罗以潮州华侨为主体的格局。

　　研究人口迁移的学者认为，影响移民的主要原因主要有：迁出地的推力，主要是迁出地的经济因素；迁入地的引力，主要表现为迁入地的生存空间对于移民者的吸引；迁入地与迁出地的中介因素，主要表现为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地理位置关系；心理以及文化因素对移民者的影响。

　　据《潮州府志》记载，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潮汕各县发生涝、风、蝗、瘟疫、地震等灾难248次，有“鬻妻弃子，饿殍载道，甚至寻死者、迁徙者十之八焉”的记载。晚清的潮汕，人稠地狭、时局动荡、灾害频发，下南洋是迫不得已的出路。

　　潮州歌谣中有大量关于过番的作品。“一溪目汁(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火船驶过七洲洋，回头不见我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回寒窑”“所扛大杉楹(大木头)，所做日共夜，所住破寮棚，真真惨过虾”……

　　迫于生计的自由移民尚且能争一个盼头，“猪仔劳工”则是于极端苦难中的煎熬。

　　清人林大川在其笔记《韩江记》卷八中这样写道：“咸丰戊午(1858年)正、二月间，有洋舶数十，买良民过洋者，名‘过咕哩’。初则平买，继则引诱，再则掳掠。”据不完全统计，1852年至1858年，从南澳、妈屿掠贩出洋的“猪仔”达4万人之多。妈屿岛海滩上被抛弃的华工尸体约8000具，约占20%，跳海自杀者尚不在其中。

　　马来西亚亚庇潮州工会署理事长曾锦明1959年出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马来西亚出生。小时候，曾锦明家里经常住着很多过去打工的潮汕同乡。曾锦明觉得父亲很了不起，在当时能把妻子和子女一起接过去。许多下南洋的潮汕人一生骨肉分离，到了节日，有些同乡会向曾锦明的父亲“借”来曾锦明这个排行第六的“孥仔”，来热闹一下。

　　1860年，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写明允许招募华工出国，外国人贩卖“猪仔”的活动正式合法化。与此同时，汕头正式开埠，外国人在汕头设立了近30家公司招募华工出国。据《汕头·海关志》记载，从1864年到1911年潮汕地区出国谋生的人数高达294万。“猪仔劳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这是潮汕人移民海外的第二次浪潮。

　　晚清到民国成形的海外华人社区中，潮州人集中在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之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引起的躲避战乱、政治避难，陆陆续续让潮人移居南洋。“海外一个潮州”的雏形逐渐开始形成。

　　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

　　1844年，上莆都金砂寨(今潮安彩塘镇金砂乡)，自幼丧父、艰难度日的少年陈毓宜被“卖猪仔”到马来西亚彭亨州做苦力。还清了“卖猪仔”的债务后，改行贩布，沿街叫卖。

　　因性格耿直、买卖公道，又年少英俊、谈吐风趣富有感染力，陈毓宜给当地居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做买卖的时候受到马来贵族天猛公阿武峇卡的赏识，阿武峇卡在尊卑贵贱悬殊下与他结为兄弟。后来他又与阿武峇卡的表妹结婚，被潮人称为“番驸马”。“陈旭年”这个由当地媒体误报道的名字取代“陈毓宜”，称为潮人翻身的传奇符号。之后，陈旭年开发柔佛州，成为马来半岛上最大的港主，管辖甘蜜、胡椒的出口等。1870年，丛熙公祠动工，陈旭年不计成本的投入和潮州工匠的巧夺天工成就了这座华美的公祠。

　　并不是每个番客都能有陈旭年的才能与运气，随手便可豪掷千金起大厝。对于更多番客和他们的家人而言，一封封侨批，是动荡年代那一根维系亲情与经济的线。从陈植芳《漫谈潮汕民间侨汇业》数据中可得，潮汕侨批业发展的高峰期1934年，汕头市月平均批封数183744封，月批款额2759730银元。

　　澄海隆都镇下北社有一句俗谚：“古宅挈灰匙，潭尾做蚝箕，后陈食番钱，宅头扣簟，陇尾錾大钱，侯邦做畚箕，何厝割胼肋，溢洋睒东司。”其中“后陈食番钱”指出后陈村依靠侨批侨汇生活。无可奈何过暹罗，但总能搏出一条出路。潮汕移民从中原南下，一路辗转，永远在与土地、天灾、人祸斗争，永远在寻找出路，永远在找下一片蛮荒而等待开拓的土地。

　　黄晓坚认为，潮人的海外移民普遍经商，参与到所在地不同层次的经济、经营活动中。由于前期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对东南亚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陈旭年对当时柔佛王国的经济起着支柱作用，是柔佛王国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柔佛苏丹出现经济危机时，帮助柔佛渡过难关。1875年后，陈旭年从柔佛移居新加坡，从潮州请去工匠并运去原材料，按从熙公祠的规格和式样，在克里门梭路和槟榔路间建成被该国列为国家第五古建筑的“资政第”。陈弼臣、谢国民、苏旭明三位潮商，先后登上泰国首富的宝座；在新加坡，“涂料大亨”吴清亮多次荣登新加坡富豪榜；除了东南亚，在欧洲、加拿大等地，华人首富亦出现过潮汕人的身影。

　　一代代的累积与奋斗。当年是“番畔钱银唐山福”，赚到银钱也还是要落叶归根，即便是在海外富甲一方、奋斗一生，陈旭年最终仍选择终老潮州。之后，越来越多的潮人选择落地生根，且以家族为纽带，帮助更多潮人在南洋谋生。陈慈黉的次子陈立梅在黉利家族的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因同乡到泰国谋生，可免费乘搭黉利的轮船，到了泰国，也给予就业、食宿等诸多方便，故有俗谚称“梅座山下好乘凉”。

　　泰国工商总会副主席、泰国潮州会馆执委周桂杨1975年出生于潮州，上世纪90年代看中了泰国的市场。在他小时候，“海外一个潮州”已经是极为明确的存在。周桂顺的曾祖父是初代番客，落户泰国，到了周桂顺爷爷这一代，家里经济情况好转，周桂顺爷爷选择留在潮州当教书先生，退休后在潮州市侨联工作。“海外一个潮州”的印象最初出现在周桂顺家的客厅，“那时候家里总是会有很多华侨过来，小时候也不懂，就是为了吃糖，听着听着也就渐渐知道了东南亚那边的生活情况。”

　　据泰国潮州会馆主席黄迨光介绍，目前在泰国的潮汕人在700万到800万之间。周桂杨说：“第二代、第三代的潮侨、华侨在泰国的很多领域做到比较高的位置，而且也都是比较正面的存在，所以我们潮州人、中国人在泰国也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不会有人把我们看低。”

　　厝边头尾世界阔

　　8月14日上午，一场“出花园”成人礼在线上举办，数十名马来西亚的潮籍青年在云平台上接受民俗专家的指导，在自家穿红衣、着木屐、吃“头彩食”。这场活动由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主办。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会长陈周平希望，海外潮州人在更多方面能够与原乡接轨。

　　柔佛新山直律街上有一座传统的潮州风格建筑名为柔佛古庙，由新山的潮帮、客帮、福帮、广肇帮和琼帮共同奉祀五位主神，是为“五帮共和”。脱胎于潮汕民俗“营老爷”的古庙游神是新山华人社区的活文化，元宵过后，一连三天，热闹非凡。2012年，马来西亚政府在2012年春节把柔佛古庙游神盛会列为国家文化遗产。

　　马来西亚柔佛潮州八邑会馆董事孙彦彬认为，这项出游庆典源自中国粤东潮汕地区，后由先民从原乡潮汕传承过来，扎根马来西亚新山，历经百余年的演变，如今已发展出具当地色彩、集宗教及民俗活动于一体的庆典。原本属于潮州人的游神，现在已发展成每年数十万人围观和参与，跨帮群、跨籍贯的华人宗教信仰盛会。

　　近年来，关于潮州文化的异地传承研究颇多，学者们注意到潮州文化中较为原汁原味的部分在潮汕本土渐渐式微，但在海外却得到保存。在海外潮人聚集社区，有可能看到潮州菜中传统的工夫菜，各式各样的人生礼俗与几近失传的俗谚与歌谣。曾锦明一直非常骄傲自己的潮州人身份，“在文化展示上，我们潮州会馆一直都是做得最好的。这些年，我带了很多潮州人回潮州，就是想告诉他们祖先有这么多的历史文化。”

　　黄晓坚提到，文化可分“小文化”与“大文化”，海外华人社区中，民间信仰、民俗、建筑是属于“小文化”，即民间的俗文化。由于早期的海外移民为下层平民，所以这一部分文化的移植是非常早就出现。至于“大文化”即精英文化，则要等到后期潮州会馆开设华文学校，组织华文教育。

　　陈周平介绍，全马来西亚目前有超过30所华文小学，“这些学校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为了保存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许多海外潮人社团一直将创办华文学校作为重要工作，于是在韩江滋养不到的地方，出现了韩江小学、韩江书院、义安女校、义安书院……

　　柔佛潮州八邑会馆名誉会长陈再藩将自己与家乡的联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小时候听母亲讲家乡风物，第二个阶段是寄侨批回家，第三个阶段是与潮州本地开展文化交流。近十年来，陈再藩多次回潮州，积极促进潮州与“海外潮州”的文化互动。

　　今年农历新年，陈再藩与一名马来西亚的潮人长辈通电话，聊到低迷的形势，长辈说了一句“平安胜大叹”(平安好过赚大钱)，陈再藩当下觉得这与潮人过番的精神状态吻合，“这个精神状态是典型的潮州人面对苦难能够自我安慰，在低谷的时候能够忍得住、不放弃的状态。”于是，陈再藩策划了线上潮语对谈节目“厝边头尾世界阔”，邀请海内外的潮人用潮语谈潮人的故事，他认为这是通过互联网进行潮州文化交流的一个新阶段，称为“潮起云端”。

　　为什么要传承文化？

　　“文化是很具体的东西，是分层次的，从家族扩展到地域、国家。如果没有小范围内的文化认同，如何达到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认同？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就是因为它是由不同的地域文化组成的。”这是黄晓坚的回答。

　　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沈翼的家族从晚清开始移民，起初定居越南。1970年，沈翼到比利时上大学。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支三国出现社会动荡，越南在1977年实行“净化边境地区”方针，开始有计划驱赶华人，大量潮人难民再移民到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地。沈翼加入比利时国籍，家人跟着移民比利时。

　　沈翼是潮安彩塘人，已经是第四代移民，他最近和堂兄弟商量打算重修祠堂。沈翼给他的侄女看祠堂的照片，已经不会讲潮州话的侄女也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沈翼自己也说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看重祠堂，“我要和我的孩子、我们家族在比利时的下一代讲，我们那边还有‘根’，那栋房子代表着我们的‘根’。”

　　-自述

　　花宫村的陈再藩

　　陈再藩，195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为二代潮籍华人，著有现代诗诗集《小曼诗藏》《茧》，现为柔佛潮州八邑会馆名誉会长。陈再藩讲述的过番故事里，有欣喜，有遗憾，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也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以下为他的自述。

　　我是潮安浮洋镇花宫村人，花宫村是个很漂亮的名字，“花开香满座，宫向水朝宗”。我的母亲是隔壁的南门桥(现为刘厝村)人。南门桥种柑，花宫村种稻。

　　我祖父有四个儿子，我爸爸是老幺，四个儿子都过番。1926年，我的父亲15岁，就跟着我的伯父们到南洋。20多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第一次回乡和我母亲结婚，有了我哥哥。之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多年未回。1952年，我父亲回家办手续，把我母亲从潮州接过来。家里人说祖母还在潮州，要把哥哥留在身边陪祖母，我哥哥就没过来。

　　父亲告诉我关于家乡的故事不多，他15岁就下南洋，之后回去过两趟，对家乡并不很熟悉。1953年，我出生在柔佛新山，母亲给我讲了很多家乡的事情。

　　从母亲那里，我知道祠堂前有一条小溪，端午节的时候有赛龙舟；祖父在村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村里人有纠纷、嫁娶都会请他去。“日本天”(日军侵略时期)的时候，我母亲和哥哥两个人相依为命，碰上饥荒，我哥哥从水稻田里抓老鼠吃才熬过那时候。我们的村庄靠近桑浦山，那时候山上有很多山贼，他们会在月黑风高的晚上结队到山下的村庄打劫。

　　因为战争，父亲和家里的联系断了几年，音信全无。“日本天”结束的时候，村里有男人过番的家庭都能收到南洋寄过来的侨批，起初我母亲和哥哥一直没有收到父亲寄来的。派侨批的水客到村里来的时候，我哥哥都跑着去等，一轮又一轮，总是没有。一天，在房间里的母亲听到哥哥在外面喊，“阿爸的侨批来了！”看到哥哥从祠堂的前埕飞奔进来，跌跌撞撞，跌在地上爬起来继续跑到母亲跟前，兴奋得不得了。

　　母亲给我唱了很多潮州歌谣。“拥啊拥，拥金公。金公做老爹，阿七阿八来担靴”“天顶天顶两只鹅，啊弟有嬷啊兄无。啊弟生仔叫大伯，大伯听着无奈何，打个包裹过暹罗”……

　　我母亲过来后，这边能渐渐稳定寄侨批回去给我哥哥，这是我们和家乡联系的方式。过年过节的时候，由我来写信、汇钱回去。

　　上世纪80年代，我母亲办了手续回潮汕探亲，从新加坡坐油轮到汕头。我帮她准备了很多衣服和饼干带回去。母亲说，哥哥从家门口出来，一见到她就跪下来抱着她的腿哭。母亲一脚踢开，说“没出息，哭什么！”

　　我哥哥那时候已经成家了，有了两个男孙、一个女孙，都生活在汕头。我哥哥是一名画家，被派驻到澄海的潮剧班里画布景。他郁郁不得志，终日借酒浇愁，后来患了胃溃疡。有一天，我们收到一封电报，到电信局去，翻译过来是我嫂嫂发来的四个字——你哥病危。于是，我此生都没见过这位胞兄。

　　上世纪90年代，我终于回了趟潮州。我和母亲一起回到浮洋镇。当我走进花宫村的时候，就好像回到家，一点陌生的感觉都没有。可能因为我母亲给我讲了很多家乡的事情，又讲得很生动。好像不是一个出生在南洋的二代寻根探亲，而是一位从潮州过番的番客回到了家乡。

　　潮汕人过番回来有个习惯，要吃一碗甜面、两个鸡蛋。那天，我在堂哥家里吃了三碗甜面、六个鸡蛋。

　　后来我和母亲到南门桥想找找母亲的娘家人，我的大舅、二舅都去世了，只有排第四的舅舅还在。因为很早就断了信息，事前也没有通知。我们走到南门桥的一个巷口，看到一名瘦瘦的中老年人蹲在地上晒一些作物。我母亲说了我小舅的名字，问老人，我小舅住不住这里。老人抬起头，盯了我母亲好一阵子，站起来，叫了一声“阿姐”，哭了。他就是我小舅。

　　这是我们家族过番的故事，是我记忆中跟家乡的关系。

　　参考资料

　　《广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形态的新变化》黄晓坚，

　　《当代海外潮人社团研究》谢杭锋，

　　《潮汕族群和潮汕地区经济》文娟，等等

　　(感谢潮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