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史学家：让被忽视被误解的华人英雄“走”出来

　　新华社海牙8月23日专电 专访：让被忽视、被误解的华人英雄从史料档案中“走”出来——访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荷兰史学家包乐史

　　“早期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海外华人群体是不应被忘却的英雄，他们不仅为定居国的发展与福祉作出贡献，同时也与故乡维系着文化联系……”荷兰历史学家包乐史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这位70岁的华侨史专家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汉语、日语和印尼语，早年曾在荷兰莱顿大学、国立台湾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攻读汉学、人类学和历史学，26岁成为汉学博士，40岁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执教莱顿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8月23日，包乐史荣获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包乐史潜心研究欧亚关系史、东南亚和东亚史、海外华侨史、华侨贸易、殖民地时代贸易与文化等课题，钻研数十载，著书几十部，挖掘整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档案，以丰富的史料和独特的视角，重现了十七、十八世纪东南亚华侨史尤其是印尼华人史、东南亚华侨贸易和当时的华侨社会。

　　在包乐史的笔下，被忽视、被误解的海外华人从散乱的史料档案中“走”了出来，融入到厚重的学术大部头：《看得见的城市：东南亚三商港盛衰浮沉录》《中荷交往史》《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巴城公馆档案研究：十八世纪末巴达维亚唐人社会》《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等。包乐史还与厦门大学同行合作，从巴达维亚华人公堂留下的司法档案中，整理出十三辑《公案簿》。

　　巴达维亚是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旧称。1602年至1798年间主导欧亚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在亚洲设立30多个据点，总部就在巴达维亚。在荷兰国家档案馆里，荷兰东印度公司——欧洲大航海时代最显赫的公司当年从亚洲各据点报回的文件大多保存完好，其档案柜总长1.5公里。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也保存着类似史料。

　　包乐史说，荷兰历史学家研究利用这些档案，大多是从东印度公司历史、荷兰历史的角度出发；而他认为，换个视角，将这些荷兰语为主的档案用于亚洲研究，正可弥补亚洲史料不注重经济数据的不足。

　　追寻史料里的海外华人、关注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互动、记录他们的个体生活，是包乐史为更正和补充“这段常常被误解的历史”所做的努力。在他眼中，即使这些无畏的海外华人成为他们所选国家的忠实臣民，也不妨将他们视为全球公民的典范。“他们为现代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再度恢复其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从他们的人生故事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谈到历史档案里的华侨华人，这位古稀之年的学者有讲不完的故事。谁是最早到荷兰的华人？他从故纸堆里翻出的答案是“恩浦”。有据可查，华人恩浦于1600年抵达荷兰泽兰省，停留一年多后返回马来半岛，一度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效力。包乐史视恩浦为自己的“穿越友人”，他特别开心地告诉记者，最近一次“邂逅”恩浦，是在十七世纪荷兰泽兰省一位律师的记事册里，里面有恩浦画像和中文题记。

　　包乐史还为印尼华侨谭安妮老太太写过传记《叶落归根》。谭安妮生长在印尼，青年时代留学荷兰，重返印尼后遭逢日本侵略，上世纪60年代回归故乡福建。包乐史20多年前在厦门与谭老太太相识，此后几十年保持书信往来。“谭安妮是位富有先驱精神的女性，令人敬佩。我以第一人称为她立传，就是要从华人女性的视角呈现她眼中的20世纪。”

　　这位已经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告诉记者，最近这两年在研究1740年巴达维亚华人大屠杀，有生之年还想再写两三本书。不过，比起独自研究，他认为自己对亚洲历史研究更有用的贡献，是帮助亚洲国家培养了一批青年历史学者。

　　从2001年到2011年，90多名亚洲学生在包乐史任教的荷兰莱顿大学研习历史学，约30人拿到博士学位。这些亚洲青年学者利用荷兰史料，出版了十多部有关各自祖国的史学专著，现在他们大多返回亚洲担任教职，为亚洲大学间合作建立起了新的联系。

　　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亚洲度过，毕生与亚洲同行交流切磋，决定了包乐史的学术方向，也影响了他的人生。“学者可以一心著书立说，也可以分身教书育人。我选了后者，”他说，“愿将所学所知传予后人，也习惯了像关爱晚辈一样关爱学生。我年少时，亚洲老师就是这样待我，如今我待学生当如是。” (刘芳、杨昕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