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日本知己梅屋庄吉：一直慷慨援助孙中山(2)

　　二 短暂会晤，已盟誓将来

　　公元1895年春天，正当清日双方代表在春帆楼唇枪舌剑讨价还价的时候，香港繁华的中环一带，一位年轻的中国绅士走进一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梅屋写真馆”。照相馆的老板梅屋庄吉一眼就认出了他——两天前，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博士刚刚把这个中国人引荐给他，他的名字，叫孙中山。

　　那一年，孙中山刚刚从西医书院毕业，试图暂留香港。两人谈起中国的命运，表情都变得凝重起来。那一年，孙中山29岁，梅屋庄吉27岁。一年前(公元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却受到李鸿章的冷遇。这一篇《上李鸿章书》，后来发表在当年10月的《万国公报》上。11月，他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甲午之败，不是军事之败，而是制度之败。像李鸿章那样，为大清的破屋做一裱糊匠，已经无济于事了。其实，李鸿章本人亦深知：这些“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

　　这个帝国最大的症结，在于“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对于这场战争，清国民众居然采取的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不知战争为谁而打，不知自己对于国家应该负有的一份责任。当然，前提是这个专制之国未曾给过他们一点权利。他们是奴才，而从来不是主人。这片土地，被马蹄一次次地践踏过，被鲜血一次次地洗过，他们的心，早就麻木了，谁让他们有好日子过，他们就服从谁。据日本人编订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当日军渡过鸭绿江，围攻九连城的时候，当地居民不是将敌军视若仇雠，而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地慰劳敌军，让随行的日本记者大为感慨：“‘东西旦暮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只要日军给钱，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为日军充当民工。对他们来说，国家是虚的，看不见摸不着。至于紫禁城里的那个皇帝，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满族政权，跟他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在这样一个不堪的帝国内部，有一支笔写下这样的话：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中华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愤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这篇文章，叫《檀香山兴中会章程》。

　　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民权的重要性，只有保障民权，才能使国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一分子，才能把“家天下”变革为“天下为公”的“公天下”。从这时，他就开始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而奋斗了。一年后，“三民主义”在他的大脑里逐渐酝酿成熟。

　　孙中山或许没有想到，有一个日本人，居然同他想的一样。这个人，就是梅屋庄吉。

　　梅屋庄吉是明治维新那一年(公元1868年)在长崎出生的，养父梅屋吉五郎开办过一家梅屋商店，长期经营碾米生意，是长崎与上海间贸易的开创者。15岁时，梅屋庄吉乘坐自家的货轮“鹤江”号抵达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和中国人的苦难都让他触目惊心。在他心里，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他们不是“劣等民族”，不应当过这样的生活。他经常把自己的钱财施舍给中国的穷人，还领养了不少孤儿和弃儿，其中就包括戴季陶和日本女人所生的孩子(蒋纬国)。

　　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的友谊，就在公元1895年春天开始了。30年后，国父孙中山移灵南京中山陵，梅屋庄吉在所致悼词中回忆当初的情景时说：

　　关于中日结好、亚洲振兴乃至人类的平等之理想，我等英雄所见略同。特别是先生以为实现此理想，须先进行中国革命。如此胆识和热忱令我感动。短暂会晤，已盟誓将来。

　　梅屋庄吉和孙中山的友谊既超越国界，也超越金钱。但孙中山不能超越金钱，因为他闹革命、搞起义，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那一天，在梅屋，梅屋庄吉面对孙中山，立下了“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的誓言。自那时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16年中，他没有一次失言。

　　三 只为孙中山而拍的武昌起义影像

　　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梅屋庄吉生意由照相馆“升格”为电影院，在新加坡，拥有了一家1200座位的电影院。这是他“触电”的开始。1906年，当36岁的梅屋庄吉回到日本时，已经是拥有50万日元(相当于今天4亿日元)的巨富了。从此，他进军电影业，创办了“M百代商会”(M是梅屋庄吉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成为后来著名的影业公司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的前身。

　　1913年，已经是民国二年。这一年2月，即将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抵达日本。梅屋庄吉在东京见到了这位老朋友。梅屋庄吉把孙中山带到浅草电影院，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观众席中落座。灯光灭时，银幕上出现的竟然是武昌起义的壮阔场面，飞逝的弹雨、冲天的炮火、激烈的巷战、风雨中的行军……从孙中山的视线里一一闪过。孙中山没有亲历过武昌起义，所以银幕上的一切，让他感到无比的新奇。影片的结尾，居然出现了孙中山的影像。那是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誓仪式。银幕上的孙中山，和银幕下的孙中山，让梅屋庄吉感到有些恍惚。他知道，电影是造梦的工厂，银幕上的雪白花点，更凸显了故事的梦幻性质，但他知道，镜头里的一切都不是梦，而是无比真实的现实。他要把这个现实保存在一个保鲜盒里，永不变质，那个神奇的盒子，就是电影。

　　梅屋庄吉一收到武昌起义成功的电报，就决定拍摄一部电影。他立刻派摄影师荻屋赶赴武昌前线，实地拍摄了大量第一手镜头。这部纪录片共投资17万日元(相当于今天1亿日元以上)，也算是“过亿大片”了，但梅屋庄吉没有想过用它收获任何票房。他是为一名观众拍的。在他心里，只有一个人，才是他的真正观众，只要这个人看到这部影片，他的所有付出就有了最丰盈的回报。这个人，就是他挚爱的朋友孙中山。

　　孙中山目不转睛地“目睹”着那场革命，他的心里一定汹涌着无比复杂的情感。革命是一条不归路，他从29岁出发，就再也没有回头，如今已经走过了16年。16年中，他策划了十次起义，却无一成功，而这次“计划外的革命”，却成了击垮这个腐朽王朝的最后一拳。坐在黑暗里，唯有银幕上的画面光明闪亮，就像他脑海里的记忆。尽管他没能置身那场起义，但银幕上的每一个镜头，都与他的青春、热血和疼痛有关。画面上波澜起伏的火光，他是真正的引爆者，他引爆的引信，在经过了一段迟滞之后，那火药才真正地爆炸。

　　影片放完了，孙中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对梅屋庄吉说：“请再放一遍。”

　　那一天，他不知看了多少遍。

　　梅屋庄吉干脆把这部拷贝送给了孙中山。

　　孙中山说：“这是民族与革命的记录，将长久地流传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