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析在日中国新移民生存适应策略

　　中国侨网3月17日电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面向日本的国际移民数量较少。由于受到日本政府对劳动型移民的入境限制，加上当时日本社会对在日中国人并不宽容，在日老移民大多是自主创业的商业型移民。1980年以后，中国政府为探寻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将大批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科技和文化提上日程，由此，中国出现了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人员结构都史无前例的留日热潮，这些滞留日本未归的留学生，正是新华侨的构成主体和最基本来源。

　　针对日本新华侨采取了哪些不同于老移民的生存适应问题，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张慧婧通过对新移民组织和文化祝祭活动的资料收集与实地调研，以“社会空间”的形成作为切入点，从节点和社会资本相互作用理论的新视角探讨在日中国新移民的生存适应策略。

　　首先，揭示在人口流动性大、居住分散化的全球化潮流下，日本中国移民社区空间形态从飞地式“职住空间”到网络式“社会空间”的变迁及其特点；其次，分别以新移民组织和文化祝祭为材料，阐述新移民如何利用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和自身独有的优势，实现节点创造与社会资本积累，并在跨国社会空间中创造理想的生存方式，从而更好地应对中日关系新常态下的机遇与挑战。

　　全球化背景下，血缘和地缘不再是中国新移民构建社区的必要因素，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共通目标存在下产生的社会感情(族群意识、责任意识、依附意识)起着更为关键性的作用。近些年日本新移民的组织化倾向明显，逐渐形成社会网络。这些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作为节点，将族群成员连接在一起，促使他们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扩展人际关系网络，积累社会资本。通过调查发现，日常活动覆盖面较广的在日中国人组织主要有：以华商为服务主体的“日本中华商会”，以留学生为服务主体的“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和以新移民草根阶层为服务主体的“中日志愿者协会”。这些组织的创立者多数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经济相对富裕、精力充沛、有强烈族群意识的新移民精英，他们是在日中国人社会的引领者、建设者、促进者。新移民组织的活跃助推了在日中国人社会的迅速发展，进而以侨为桥，推进中日友好。

　　作为节点的新移民组织，不仅拓宽了新移民的日常生活圈、专业学术圈、跨地域商业圈等多层面人际关系网络，而且有利于新移民确立自身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族群整体形象。可以说，新移民组织呈现多样化、当地化、国际化等显著特征，重视各领域各阶层同胞之间的结合型社会资本积累、重视与主流社会的桥接型社会资本积累、重视跨文化交往模式下的跨地域社会资本积累。

　　以网络式“社会空间”为特征的脱域化移民社区模式，符合新移民的生存适应需求。而讨论现代都市型移民社区空间建构，不容忽视“节点”和“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作为节点的新移民组织，不仅拓宽了新移民的多层面人际关系网络，而且有利于新移民确立自身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族群整体形象。

　　张慧婧通过多年来在日本的实地调研，认为日本一年一度的中国春节祭、中秋明月祭等文化祝祭，不仅有利于展示在日中国人的新风采、树立新形象，增强族群的社会存在感和影响力，而且成为植根于当地民间的可持续性的中国文化品牌。这些文化祝祭的节点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推进地域内各阶层同胞间的强弱关系产生与社会资本积累；第二，提供了跨地域侨界间交往与社会资本积累的可能性；第三，以祝祭为节点，搭建改善中日两国国民感情的渠道，以跨文化传播为特点，促进中日两国及两国城市间的友好往来。

　　张慧婧经过深入研究分析后发现，在中国新移民通过“节点”的纽带作用积累“社会资本”，进而构建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在动态变化的社会空间里，中国新移民可以利用各种节点，运用各类社会资本，在与本族同胞和当地民众的相互关系和互动中求得共生。网络式移民社区空间的构建，更符合中国新移民高流动性、高层次性、高创造性的特点和当今时代特征，它的存在不仅使在日中国人在远离故乡的生活世界里找到族群公共圈，产生连带感和归属感，而且避免了与日本社会的正面冲突，有利于新移民在与当地市民和平共处的前提下推进族群活动的日益丰富和活跃。(内容来源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