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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王淑陶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

2019年11月27日 15:58   来源:澎湃新闻   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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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平:钱穆、王淑陶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

  熟悉钱穆生平的读书人,都知道他1949年曾在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任教,但这所大学位置何在、样貌如何,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得广州文保志愿者彭敏明之助,笔者确认广州华侨大学的旧址,就在广州海珠区沙园“永泰别墅”。

  钱穆为何屈就华侨大学

  广州私立华侨大学1948年夏才在广州成立,籍籍无名,历史既短,学生素质也参差不齐。钱穆1930年已是北大教授,其著作《国史大纲》被教育部认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以他的声望资历,跑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真是屈尊俯就、降格相从。当时,广州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两所名牌大学,此外,广东国民大学、广州大学也有较长历史,钱穆不向这些有基础的大学求职,偏要跑到新成立的华侨大学,这个奇怪举动,至今没有人能给出满意解释。

  钱穆在广州华侨大学时期,结识培正中学教师罗慷烈(罗忼烈),随后成为终生挚友,按两人共同学生叶龙的说法,“极可能是唯一的知己”。罗慷烈(1918-2009),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1940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当助教,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任教培正中学,并在华侨大学兼课。1949年,罗忼烈任教香港培正中学,再转任罗富国师范学校、香港大学教师。钱、罗两人都喜爱古典文学,有许多共同话题。更重要的是,钱穆在广州、香港交往的人物,不是官员、同事就是学生,不免拘束,唯有罗慷烈属于纯粹的朋友,可以无所不谈,叶龙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在《缅怀钱穆先生》一文中,罗慷烈写道:

  当年公立大专教授拿的薪金,实际不够温饱,而侨大以港币发薪,水涨船高,十分可爱。校址在广州市的河南,有宿舍,环境幽静,但远离市区,交通也不方便,因此钱先生和我都很少留宿。我在市区本来租有一层小洋房,有客房可以下榻,钱先生出市时常常住在这里;我们晚上喝茶、抽烟、谈天、下棋;白天逛书店、游览广州的古迹名胜,看望朋友。(叶龙:《钱穆老师写给慷烈师六十封信读后》,2014年4月30日《深圳商报》)

  至此,钱穆屈就华侨大学的原因已水落石出。1948年国民党政权发行金圆券,随后即急速贬值,拿固定薪水的教师迅速降至赤贫。华侨大学虽然刚刚成立、规模不大、没有名气、设施不全,却有一个谁也比不上的优势,就是用港币发薪。金圆券、广东省纸币的购买力每天缩水,只有港币购买力不仅稳定还在升值,这就是罗忼烈所说的“水涨船高,十分可爱”。罗忼烈任教的培正中学,为教会创办的名校,同样是用港币发薪,用这种办法吸引高水平教师。

  培正中学坐落在广州东山,这个地区由教会、华侨开发,有小洋楼800多幢,居住环境优越。罗慷烈说他在市区租了一层小洋房,应该也在东山一带。华侨大学位于河南(今海珠区)相间,交通不便,钱穆每次在市区停留,都住在罗慷烈租用的小洋房。

  王淑陶办教育百折不回

  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1907-1991),在今天的大陆寂焉无闻,大概只有一些港澳海外人士还记得他。论起中国华侨教育,他却是响当当的角色。钱穆居港时期主要住在沙田,跟王淑陶率先在沙田办学有直接关系。

  王淑陶,广东中山石岐人,父王诜,字灼三,为清末很有实力的侨商,曾牵头建设“香洲商埠”(今珠海香洲),于1909年8月14日开业。王淑陶毕业于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及哲学研究。受其父影响,王淑陶对兴办华侨教育一直情有独钟。

  王淑陶有感我国华侨高等教育尚付阙如,说动他父亲王诜捐出财产二十多万元,在香港设立华侨学院,呈请港英当局、国民政府教育立案,于1938年秋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担任校董,王淑陶出任院长,设中国文学、商学、新闻学、社会学4个系。这是香港第二所私立大专院校。

  1939年秋,华侨学院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改名为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停招文学系,增设会计系、土木工程系。1940秋,国民党CC系曾养甫出任院长,增设化工、机械两系。1941年底香港沦陷,师生内迁,1943年在广西柳州河北琴园复校,聘司徒美堂等人为校董,院长翟俊千,王淑陶任常务董事。1944年秋迁四川江津,次年秋再迁重庆,王淑陶复任院长。抗战胜利,教务长袁税伯率部分师生返港复校,留川师生将渝校重组为重华学院。1947年春,王淑陶返港,迁校于新界沙田车站附近一座“八角楼”(何东楼),并添置宿舍等设施,呈欣欣向荣之态。(1950年《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毕业同学录》)

  广州私立华侨大学

  工商学院回港复校后不久,王淑陶萌发了创办华侨大学的念头。他把校务交给教务长袁税伯,本人一直在南京、上海一带活动,游说教育部,终于得到批准,于1947年成立改设大学筹备处。

  6月9日,《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校刊》发布“本院筹备就绪改大”消息,称:“本院以华侨子弟来学者日众,而每年毕业生又尽为各地侨胞争先罗致,供不应求,加之本院素以分担世界学术研究、发扬祖国文化为己任,若只以工商两院作育人材,实感未足以应需求,乃决定增设文学院,扩充为华侨大学。自去年成立筹备处以来,各项计划均以次第完成,校址亦择定深圳罗湖……本年暑假,文、工、商三院将同时招生。”

  王淑陶最初的计划是将校址设在深圳罗湖,可能是考虑到沙田、罗湖相距甚近,便于管理,一些教师可在两边上课。筹备处向广东省财政厅申请,要求借拨深圳又生公司原址以筹建校舍,可惜这个如意算盘落了空。财政厅引据《清查各县市公有款产规则》第十六条“县市管有之一切公产,除公用外,应以获得最大收益之方法利用之”,称“现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既非国立、省立,拨借公产为私立学校使用,核与规则不符”。(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财政厅档案)被财政厅拒绝后,王淑陶决定将校址设在广州。

  私立华侨大学设于广州河南沙园,1948年夏秋开始招生,计划招生人数:文学院150名,工学院80名,商学院150名。(1948年7月22日《广东商报》)

  刊登于1948年8月19日《广东商报》的招生广告,言明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月廿五日”,考试时间为8月26日,借用中山大学附中(今广东省实验中学校园)进行入学考试。广告注明,校址在“河南凤凰岗沙园(梅园附近),上课时校车直达”。9月16日,招生考试放榜,17日开始一连三天为新生注册日期。9月24日,华侨大学介绍教授阵容,特地指出“并聘定钱穆教授,南来讲学”。(1948年9月24日《广东商报》)由此推测,王淑陶这个时候已通过唐君毅与钱穆联系,并得到某种承诺。

  据1949年第一期《华侨大学校刊》记载,校长王淑陶,校务秘书赵冰(香港大律师),教务长岑麟祥(语言学家、原中山大学教授),训导长余文照,教务长戴诗成,文学院院长钱穆,法学院院长曾如柏,工学院院长冼荣熙(代),商学院院长徐佩昆,中文系主任唐君毅,教育系主任谢扶雅,经济系主任吴文晖,商学系主任李权时,共有教授80余人,可谓阵容鼎盛,济济多士。

  校刊为吸引学生报名,将校址附会于广州古老传说的“素馨斜”。相传南汉皇帝刘鋹有一妃子名“素馨”,身后归葬此处,坟头遍植广州名花素馨花,其地遂名为“素馨斜”。其实据文献记载,“素馨斜”在城西,与河南无涉。撇开附会,此地又确实跟素馨花有关,沙园村隔壁的庄头村,是广州著名的素馨花产地。

  华侨大学地处河南腹地,来往市区(河北)较为不便,学校专门为师生开设校车、校船。校车从市区文德路开出直达校门。若搭乘校船,则是先到河南凤安桥上船,沿马涌前往,“春水碧波,一舸容舆,夹岸老树低垂,渔舍错落,比之荔湾,犹擅清静,舟行约二十分钟,抵马涌桥,平畴芳野,一碧无际,校舍分布于数百亩之广大郊原间,大小十余座,楼宇巍峨,庄严伟丽,洵胜地也!”

  学校建筑,据校刊介绍,除总办事处外,有礼堂、文学院法学院办公楼、工学院商学院办公楼、图书馆,学生宿舍有绮园、端园、白屋等。图书馆为一座“二十余井宽三层洋楼”。

  尽管第一期校刊有这么多文字描述,并不能从中确定华侨大学的精确位置。近日,笔者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参观“百年侨刊·集体家书——广东侨刊乡讯创刊110周年文献展”,得以翻拍到华侨大学第二期校刊,上面有两张照片。

  广州知名文保志愿者彭敏明看到我翻拍的照片,脱口而出:“哇,永泰别墅旧照!”彭小姐对广州老建筑了如指掌,眼神犀利,令人佩服。永泰别墅在广州文保圈有很高的知名度。2003年,广州市启动第四次文物普查,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市委宣传部拨出专款,成立各级普查领导机构,以街、镇、村以文化站为中心,历时三年,出动2000多人,获得文物新线索3000多条。2008年3月出版的《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海珠区卷》,首次正式披露了海珠区沙园的民国建筑“永泰别墅”。据该书称,永泰别墅位于沙园大街,建于20世纪40年代,香港永泰正十字油公司所建,后归军阀李福林所有,其母曾住在该处。“永泰别墅”现存红楼、八角楼两座,产权归广州重型机器厂。红楼位于今沙园大街37号大院内,八角楼则被隔绝于菩提园小学沙园校区围墙之中,据说用作学校的教务处。

  从翻拍的照片看,华侨大学图书馆正是现存的永泰别墅红楼,“学艺中心”则是现存的八角楼,也即华侨大学精华所在的两座主要建筑,虽有一些改动,仍大体完好,保存至今。

  据港报报道,1950年3月1日,新政权接收了华侨大学,学生被介绍到省立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投考插班生,优先录取。(1950年3月2日《香港工商日报》)至此,广州私立华侨大学结束了一年多的历史。

  经此挫折,王淑陶依然不灰心,转而在澳门重建华侨大学,1950年秋季开始招生。(1950年9月3日香港《华侨日报》)澳门华侨大学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二个华侨大学。然而限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这所大学据说在维持几年以后也被迫停歇。

  从“侨大”到香港中文大学

  钱穆在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1950年3月改称新亚书院),充分利用了华侨大学、华侨工商学院的资源,这一点,他本人从来不说。

  1949年5月27日,广州《民大日报》(国民大学所办报纸)报道,“华侨大学下期亦迁香港。”6月7日晚,钱穆、唐君毅由华侨大学主任秘书赵夫妇冰陪同,乘船赴港,在赵家住了几天,然后迁入沙田华侨工商学院。(唐君毅:《赵蔚文先生二三事》)钱、唐、赵迁港,最初是华侨大学撤退计划的一部分,即将教职人员归并到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后来,钱穆只字不提他赴港与侨大的关系。

  学者苏克勤称:

  1949年6月7日晚,钱穆、唐君毅与赵冰夫妇等安全抵达香港。……两天过后,钱穆得与好友张其昀相晤。此时,张其昀告诉钱穆说,他正拟与谢幼伟、崔书琴、吴文晖等在香港筹办亚洲文商学院,力邀钱穆等人加盟。此时的钱穆,刚刚结束了在大陆的执教生涯,这不但是他后半生在港台地区漂流之旅的开始,同时也是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其实,钱穆此次从广州出走香港,实在是迫不得已。在钱穆心中,自己的政见与当时大陆的主流趋向不太吻合,而其学术风格则又与主持台湾史坛的傅斯年等人相左,大陆、台湾这两个地方虽好,但均不是自己理想的容身之地,所以他也就只能暂时屈居于弹丸之地的香港了。(《院士世家:钱穆·钱伟长·钱易》第73页)

  跟钱穆一起创办亚洲文商学院的唐君毅、赵冰、谢幼伟、吴文晖,都是王淑陶请来的华侨大学教授。王淑陶还一直给钱穆和唐君毅提供宿舍。8月6日,工商学院沙田老校舍被港府征用,王淑陶安排他们住到华侨中学,并迅速在沙田白田村重置校舍,安排钱、唐两人于9月14日入住。(《唐君毅日记》上册第21-23页)在港办学初期,钱穆充分地利用了王淑陶各方面的资源。

  1950年冬,新亚书院经费捉襟见肘,钱穆专程赴台北求助,次日一早由张其昀陪同晋谒蒋介石,蒋垂询新亚书院事甚详。不久,“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告知,每月由“总统府”资助新亚书院港币3000元,这个数额足以支撑新亚基本支出。王世杰又告知,万一香港有变,“政府”派船去港,新亚书院人员可获准第一批赴台。(《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299-301页)

  世人至此应该明白,新亚书院从创办、维持以至制定应变计划,都有蒋介石、张其昀在背后支撑。1954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方面资助,才不再接受“总统府”拨款。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得到多方助力,把功劳归于钱穆一人并不公平。除张其昀、王淑陶、唐君毅外,新亚书院总务长张丕介是徐复观所办《民主评论》总编辑,对新亚的维持与发展贡献良多。正如徐复观所说:“民国卅八年,唐先生来港,与钱宾四、张丕介两先生,合力创办新亚书院……他们三个人,真可谓相依为命,缺一不可。今日如果有人想抹煞这段事实,等于抹煞自己的良心。”(《悼唐君毅先生》)

  1956年,华侨工商学院与广侨、文化、光夏、平正等学校组成联合书院,王淑陶任第三院院长。1959年,由于港府插手干预,联合书院校长蒋法贤辞职,接着王淑陶与联合书院校歌作词人、中国文学系系主任陈湛铨也一并辞职,两人重新开办了华侨工商学院。1963年,联合书院与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合并重组为香港中文大学。

  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存续时间不长,如流星划过夜空,却是我国第一所华侨大学。1910年,清廷学部尚书唐景崇曾提议筹设南洋华侨大学;1931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海外各党部代表提出议案,拟在广州设立华侨大学。这两次动议均未得到实施。王淑陶以一介寒儒,能在1948年逆势而行,实现近半世纪的梦想,他在华侨教育方面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功绩,理应得到后人铭记。广州沙园华侨大学旧址,乃是中国华侨教育的一个里程碑,理应得到更多重视。(作者:陈晓平 海外友人詹红提供王淑陶、香港华侨工商学院部分资料)

【责任编辑:李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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