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已有主动意识(图)
近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何亚非的新书《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上下两编，分别从“全球治理”和“中国与全球治理”两个方面进行阐发，内容涉及“中国梦”与全球治理理念，“一带一路”与周边区域治理等热点话题。日前何亚非在北京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就创作缘起及书中重点内容作出解答，并谈及当下“中美关系”及“亚投行”等热点问题。
著书缘起：一篇文章到一本书
《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创作缘起，大概需追溯到两年前。何亚非回忆，时值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袁明两位教授主持举办一场中美专家学者的高端论坛，他应邀作主旨演讲。当时，何亚非论及中美两国存在缺乏信任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想法：中美均属全球性大国，体量大，处理的问题已非双边关系所能涵盖，因此应该在一些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也正是在那个研讨会上，何亚非谈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及中美如何在全球治理上合作，增加相互信任。
北大两位教授认为演讲内容丰富，外界对这一话题关注度高，建议他就此写一篇文章，何亚非接受提议，撰写一篇长文发表在北大《国际战略研究》杂志上。随后两位教授鼓励其就“中国与全球治理”这一热点专门著书，这便是《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最初由来。
而何亚非之前的工作经历也为写作提供了很大优势：2008年至2010年，何亚非担任中国在G20集团中的协调员，亲历针对金融危机外交斡旋；2010年至2012年在日内瓦任中国驻国际组织大使、参与过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等……有着三十多年外交经验的他，对全球问题的处理有许多独到的认识和研究。
“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处在封闭状态，参与国际事务少；改革开放后 ，中国外交在方方面面迅速与全球接轨，但思维方式、人员培养等各方面都需要跟上。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创立，整体有利于西方，而中国也在这个体系下发展自己，目前正处在一个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节点上。”何亚非微笑着解释写书初衷：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还不够，中国老百姓乃至知识界对全球治理的了解也不透彻，“这本书可以告诉老百姓目前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具体情况、所处地位与思想渊源，以及仍存在的欠缺之处、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改进办法等等。”
由于繁忙的工作，何亚非只能周末或晚上写文章，所幸很多内容都是长期以来头脑中思索的问题，需要做的主要是理清思路、寻找资料数据、核对历史事件等繁琐的事。于是，大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亦即2014年底，何亚非最终完成此书。
全球治理之难VS中国的选择
“全球治理”的完整概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际。何亚非说，中国近代对此概念并不太熟悉，“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概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正式提出。二者虽同样名为“治理”，含义不尽相同：国家治理参与者不少，但主要是政府主导，但全球治理却不同，大家惯常所知的联合国，并不是政府。全球治理依靠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双边和多边的协议协定、被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和约定俗成的国际惯例等，形成治理的网络。当然主要参与者也是各国政府。
这样的治理体系存在不少问题。以国际组织为例，包括联合国在内，都是由国家自愿组合起来，可以加入、同样可以退出；就条约来讲，180多个国家参与的《核不扩散条约》同样可以选择加入、退出或保留……换句话说，联合国除了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可以采取强制行动，其他决议都没有法律约束性，仅具道义约束力。
“全球治理的任务很重，也很困难。之所以说困难，就在于没有政府，或者说没有最高的权威机构，导致一些问题很难解决。如果有中央政府，就拿债务危机来说，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部分解决或平衡。但在世界范围却做不到。”何亚非表示。
何亚非介绍，按照中国现有7%的发展速度，再过十年GDP总量很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身为大国，中国更是国际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成员。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只顾自己”还是考虑将本国的发展战略与国际社会总体发展对接呢？如何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使中国的发展有个更好的国际环境？“中国正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这也是我将‘选择’作为书名提示词的原因，也有前文所讲‘对接’之意”。何亚非表示，“我们要跟全球治理对接。就是表明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全球治理的重点区域，且要发挥引领作用。”
谈亚投行：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已有主动意识
诚如何亚非所讲，中国在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新近倡议筹建的“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是如此。在采访中，何亚非介绍了金融领域的全球治理。他介绍，这要追溯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主导建立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某些国家遭遇金融问题时可以提供帮助，如此前泛滥的欧债危机；或为贫困国家提供贷款，等等。
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国际两大金融机构都是由西方主导建立的，战后对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因其指导思想从属西方，尤其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后来表现为“华盛顿共识”，用以指导一国经济政策改革，使不少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因为使用这两个机构的贷款，并非毫无条件：必须按其要求进行经济改革，不管是否符合一国国情，对该国经济发展是否有利。
“很多国家后来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往往在接受贷款后经济出了问题。”何亚非分析，两大机构的资金量并不大，即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资金盘子也不足一万亿美元，这对于解决救助一些国家的金融、经济危机，难以完全胜任。从2010到2020年十年间，整个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约需要八万亿美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于自身发展成果惠及邻国考虑，推动筹建亚投行。
大概五年前，何亚非当时担任G20集团协调员，并亲历2009年第三次G20集团峰会的召开。当时，成员国领导人在匹兹堡作出决定，调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中所占份额。在何亚非眼中，那其实是个幅度非常小的调整，但由于美国在两大机构中所占份额多、拥有否决权，美国国会没有批准这个调整，调整未能实现。
“美国财政部原部长萨默斯就此批评美国政府愚蠢——这是逼着中国人自己去做别的事情。”何亚非把这看做是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的契机之一，“这些金融体系调整的慢，此路不通。那么我们就另外选择一条路，对其进行补充，但并非是中国人‘另起炉灶’。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明确表示，亚投行是世界银行的补充。”
“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出于‘一带一路’的构想表明，中国在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之后，愿意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利用资本输出剥削别人。”何亚非解释，亚投行是一个国际性的开发银行，基本运作将按照国际规则执行，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从更高层面上讲，这也是中国对全球治理或全球金融领域治理顶层设计做出的贡献。就亚投行来说，基础设施投资收益慢，中国仍然出资最多。何亚非说，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已经拥有主动意识，而不再是个被动的参与者、旁观者。
谈搭便车：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 谁搭谁的便车？
或许正是由于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一系列的颇为主动的举措，有外媒称中国正从“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转变，何亚非对此并不认同，“韬光养晦是讲中国的外交政策总体上仍然要考虑周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而非事事冲在前边；但身为大国，更要有所作为。” “世界越来越小，一个国家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如果周边国家不能发展、富裕，没有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那么中国的发展也不可持续。”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4年8月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专访时曾提到所谓中国“搭(现有国际秩序)便车”，采访中何亚非也谈及此事，他笑着表示，“这种说法没太大道理。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中国已经出力很多。比如全球安全领域，我们参与维和行动，派出作战部队到南苏丹，以及先后十九次的亚丁湾护航。”
他还以中国的“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为例进一步作出解释，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很难说“谁搭谁的便车”：“上市的是中国公司，如果没有发展前景，美国投资者不会投钱，这可能是美国人搭上中国的便车；同样，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可以在美国筹集资金，也是当下的国际体系让中国公司有这样的机会，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企业搭上美国的便车。”
“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时曾说，‘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与中国合作能够获利。”何亚非凝神道，英国加入亚投行也是同样的道理：亚洲正在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后，据说整个亚洲可以增加两万亿美元产值，从中可以分享好处，“所以‘搭便车’这个说法，我觉得一定要放在上下文即‘context’之中才能理解清楚。”
谈中美关系：全球治理的关键在于大国合作
2010年至2012年，何亚非出任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对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方方面面的工作有亲身感触。他在书中也提到，时任美国驻日内瓦大使贝蒂说过“在日内瓦有什么事，首先要听听中国大使的意见。”同样，2009年底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也是中美两国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何亚非解释，这一方面是体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和作用不容忽视，另一方面，说的便是大国的合作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大国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力，全球治理的关键在于大国合作。而大国合作不仅要从自身利益出发，亦需考虑全人类、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在采访中，何亚非多次提到大国合作对世界的影响。在他看来，如果大国“各家自扫门前雪”，甚至走上互相对抗的道路，那么全球的经济、政治安全便着实堪忧，全球治理也会失去基础。而中美关系，便是大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包括在敏感的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之间应该有一些谅解。南海海洋权益之争，历史由来已久，美国不应卷入其中。”何亚非认为，美国此举可能出于对中国强大会推翻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的担忧，虽然中国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我们是这个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并非想推倒重来。当然，一个体系与生物界相同，应该是不断演变完善的。
只是，现在美国想在有些方面修改游戏规则。而这样的倾向，何亚非并不看好：“典型的例子便是它在经济贸易领域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中国身为第二大经济体却不能参加，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东西是美国不希望中国知道或参与的，而是要造成既定事实，给中国发展制造障碍。这不利于整个经贸体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对此，何亚非认为是“开放”才是正确做法。他解释道，就像中国开放亚投行，允许美国参加那样，“前几天美国财政部长来中国访问，表示希望通过现有国际组织跟亚投行合作，这其中就传递两个讯息：第一不反对；第二希望通过国际组织对此进行规范。但美财长回国后又表示，不同意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这样做太小心眼了。”
“在博鳌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已经说的很清楚，亚投行是世界银行的补充。意思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不足以应对现有需求，因此亚投行可作为补充；而在操作上，运作方面与世界银行接轨，在金融专业上，会按照规则办事。”何亚非笑称，或许正是这个讯息让美国人放心，日本也改了口，“表示我现在不参加，并不代表以后不参加。”
《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内容简介
《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是一部深入分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战略格局和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著作。本书从经济、金融、文化、新媒体、非政府组织、国际移民等多个视角，全面观察和剖析全球治理问题的历史、现状和改革，特别关注二十国集团(G20)机制的作用和发展，提出中国应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积极参与、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转型，并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引领作用，将中国国际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有机融合，实现民族复兴之梦。
《选择》作者何亚非先生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曾长期主管中美关系和多边外交工作，亲身见证和参与了许多重要外交事件，是一位有着三十多年一线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家。全书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研究，也有立足外交实际的客观阐述，是近年来国内少有的系统论述全球治理问题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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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怀着对和平与正义的热爱，探讨在不该有什么“世界警察”、“世界政府”、“世界老大老二”的情况下如何改善全球治理。
《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提出和收集的全球治理策略涉及广泛，要害是各国都要爱和平、讲公道、干好事。作者结合自己的经历，以走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诠释了这一简明纯朴的主张。
——外交部前部长 李肇星
全球治理，核心是一个秩序问题。中国人应当贡献什么样的经验、智慧、气度与担当？亚非同志这本著作，应时而生，正当其时。他亲身经历过G20的创立，参加过多边和双边的许多重要国际谈判，结识过当代国际战略圈内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做过很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深入调研。现在，他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并放到“全球治理”这个更大的时代框架里加以归类和分析，让我钦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袁明
通过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模式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已成为全球的共同需求，的确如作者所说，“这是中国的历史选择，也是历史对中国的选择”。作者对于全球治理及中国历史位置之洞见，实在是发人深省——此等修为与见地在中国学界、政界凤毛麟角。
—— 澳大利亚前总理 陆克文(Kevin Rudd)
作者简介
何亚非，男，汉族，1955年3月出生，浙江宁波人。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曾在日内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军控司副司长，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现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记者 张哉麟 上官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