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接与连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演讲谈及“一带一路”构想时，提出“对接”与“连通”的思路。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和相互连通的程度将决定“一带一路”构想的成功。我们要从全球治理新思路中找到对接和连通的有效途径，解决遇到的难题，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

　　“文明对话”是对接的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几十个国家，人口44亿，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各种文明的混合带来的区域文明，使这个地区的文明多样性异常丰富，多个文明圈相互重叠。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倡导的亚洲文明对话，道出了时代的心声和各国人民的心愿。

　　“一带一路”构想的核心是区域一体化，是沿线国家结成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要实现如此恢宏的目标，文明之间的对话和融合必不可少。只有文明之间平等对话、相互学习，合作伙伴了解和理解彼此的价值观、思想体系、社会结构乃至风土人情，才有可能在经济贸易诸方面进行全面合作，获得共赢的结果。

　　就拿宗教来说，它在地缘政治中“貌不惊人”，但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巨大，往往决定着各文明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框架。一个负面例子是，美国小布什政府进入新世纪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并试图以西方民主模式来改造伊斯兰国家。但美国忽视了伊斯兰文明对中东和南亚地缘政治的决定性影响和伊斯兰内部派别的世代纷争，结果教训和损失惨重。美国学者亨廷顿对文明冲突早有深刻的阐述。

　　“一带一路”构想以文明对话为引领，从文明融合和文化交流层面，实现沿线国家在文明包括宗教上和平共处、相互包容，意义深刻。例如连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兼顾了周边国家地缘文化和宗教因素，连接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圈和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阿拉伯及波斯文化圈。2009年，中国成为中东最大商品出口国和沙特石油最大买家。中国市场成为伊斯兰金融投资优先选择。

　　“一带”将来不仅有四通八达的石油管道和基础设施，还有涓涓流水的文明和宗教往来，拉紧儒家文化圈和阿拉伯文化圈传统友好纽带。“一路”上，中国与日、韩和东南亚国家由汉传佛教形成的文明纽带，如充分利用，将有助于政治沟通、增进了解、化解矛盾、防止冲突，为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创造条件。藏传佛教在蒙古有较大影响，南传佛教在东南亚有广泛信仰基础，同样可以为“一带一路”构想提供文明交流的渠道和平台。

　　中国文化包容性强，我们有文明和文化自信。“一带一路”构想包括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IIB)就是开放的。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但一定会比“马歇尔计划”做得更好。“马歇尔计划”只是复苏了西欧经济，但它是排他性的，不向东欧国家开放，由此产生了美苏冷战。“一带一路”不仅包含沿线国家，而且向各国开放。

　　“产能转移”是对接的“关节”

　　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有些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还有一些仍在工业化初期。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中国发展经验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有基础设施支撑和适合本国国情的制造业和加工业。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构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希望与广大沿线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起跑器。只有基础设施扎实，而且相互连通，经济和贸易才能流动起来，才会出现经济合作1+1>2的互补局面。为了填补亚洲基础设施每年73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中国带头筹建了AIIB和丝路基金。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成功经验是从80年代资本高度短缺，到现在资本净输出。这是中国从国际资本流动规律和过去自身资本紧缺的历史中汲取的重要经验。资本过剩需要走出去是经济规律，全球化就是资本推动的。关键是中国资本不会走西方国家资本“无节制追求利润”“每个毛孔都滴着血”的老路。

　　“大河有水小河满”，中国资本走出去，要讲经济效益，更要体现大国担当和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实现可持续发展。西方总是怀疑中国在“一带一路”中藏了什么，在AIIB上有什么图谋。这都没有根据。从长远看，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使区域一体化迈上新台阶，中国及其合作伙伴都将受益。

　　中国目前产能过剩是现实，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现象。它不是坏事，而是中国发展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资源。在发展战略对接中，通过转移合适的产能和技术，沿线国家将获得发展经济的产业和动力。 

　　“一带一路”沿线除新加坡等少数富裕国家，都是发展中甚至贫困国家，都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过剩产能、资本和基础设施建造技术这些国家都紧缺、都有需求。基础设施投资大、工程大，而中国高铁等产业都是优势产业。这些工程需要钢铁、水泥、玻璃，又都是中国富余产能。很明显这个产能合作既是优势产能也是富余产能合作。这是从经济层面看问题。

　　从战略层面看，中国对世界的大国担当是什么？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做些什么？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三个世界”思想是当时“中国智慧”对世界的贡献。而“一带一路”则是今天中国对世界的担当和贡献。无论从国际经济发展战略出发，还是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看，“一带一路”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目前同时具有资本、产能和技术且可输出的国家并不多，中国有这个能力。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大国的胸怀和担当提出“一带一路”构想，真心希望中国发展战略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充分对接，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要把“对接”放在大格局来认识和实施

　　我们绝不应该仅仅把“一带一路”看作是经济项目，那太狭窄、单一了。它更应是全球治理的突破口，是全球治理或至少是区域治理综合施策之举。我们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发展的结果。东亚、东南亚目前的秩序则是美国地缘政治延伸的产物。国际政治的现实是，美国相对衰落及其地缘影响力下降，与中国崛起和影响力扩大，将在21世纪长期并存。这决定了全球治理将从主要是“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逐步转变。当然，这一历史时期会持续较长时间，也不排除出现曲折。

　　关于“一带一路”，中国表示，亚投行将是世界银行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已难以满足和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就是无法履行全球治理体系应尽的责任。发展战略对接需要合适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配套。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西方“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模式”为理论模式的全球治理体系信誉扫地，体系本身也是“千疮百孔”，亟需改革。二十国集团(G20)兴起，并替代“七国集团”(G7)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协调平台，是大势所趋。虽然，G7还在国际舞台上“苦苦挣扎”，如日本前不久推动G7外长会议通过所谓关于海洋安全的声明，企图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但毕竟作用很有限。“一江春水东流去”，G7风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发展战略的对接需要国际秩序的调整，这种调整实际早已开始，但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磨合。G20近年在国际金融领域和全球治理机制调整的顶层设计上的举措，如调整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虽因美国国会阻扰而未果，但势头已形成，国际社会必须承认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的现实，并相应调整全球治理体系。

　　现实就是秩序，存在决定一切。这就是我们天天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根本考虑。你发展了，块头大了，秩序就要围绕你来调整。关键是要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提出建设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希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各国发展战略能够对接，走共同发展的道路，目的是要打破过去“国强必霸”的强权逻辑，建立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与之配套的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一带一路”是中国从人类命运体的角度出发对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贡献。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喜欢IMF和世界银行？这不是他们矫情，而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阻碍了资本的正常流动。IMF和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有许多苛刻的条件，如民主、自由、人权、宗教，与你经济毫不相干的东西，它都要管。否则，对不起，没钱给你。这其实也正是美国在背后阻扰亚投行的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有了亚投行可以不吃世界银行那一套了。当然，亚投行投资决定不会不讲经济规则，会按国际规则行事，但肯定不是西方定的那一套。(何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