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重现中华儿女坚韧无畏艰苦卓绝的英勇身影(2)

　　老兵话当年

　　当时参加革命早，转业到地方时满打满算也就是二十多岁的年纪，心中有着革命的信仰信念，也就不会觉得危险。

　　我带领敢死队从绝壁攀援而上，刚攀上麦子畲时，被一个巡逻的日本兵发现，眼看明晃晃的刺刀晃到眼前，一手去挡，手掌却被日军的刺刀刺穿。

　　少年投笔从戎 壮年投身报业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99岁的抗战老兵、广州日报原副总编辑郭玠向记者展示了他三个珍藏的“宝贝”——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谈起过往的峥嵘岁月，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投笔从戎：19岁毅然投奔革命

　　“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21年出生的郭玠，因为日寇的占领，高中时期不得不一次次随着学校迁移。南通沦陷后，南通中学搬至南通附近的掘港镇，不久，掘港镇沦陷，学校再次迁移。

　　“日寇的飞机经常会对城镇轰炸、扫射。”郭玠回忆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一份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的招生简章，“那时真的和得到宝贝一样，兴冲冲地就去学校找国文老师吴天石给些意见。”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得知“吴老师”是一名地下党，后来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在得到吴天石老师的“启发”后，他便与其他几位同学一起投笔从戎。

　　1940年，在日寇轰炸机的轰鸣声中，19岁的郭玠离开了未能毕业的学校，毅然投奔新四军参加革命。

　　抗大“洗礼”：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走出学校后，我们坐船到了海安，找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后，又跟随学校从海安转移到了盐城。”郭玠回忆说，在1940年10月，干部学校和抗大总校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组成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而他成了抗大第五分校的第一批学员。

　　在抗大的半年学习中，郭玠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那时的我迫切要求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41年4月，20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转正。

　　抗大毕业之后，1941年5月，郭玠被分配到了新四军军工部榴弹厂任文化教员。他解释说，尽管自己高中没有毕业，但是在当时也算得上是“高学历”了，加上自己的身体当时很差，所以在部队中一直从事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1941年8月，他先后任新四军独立旅政治部宣教科教育干事、独立旅一团一营干部教员。

　　“1943年4月，也是由于身体的原因，我从部队转业到了当时的山东滨海区东海县，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郭玠说，到了地方之后，他先后任末山区区长、县委秘书等职位，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东海县东临东海，南临陇海铁路，靠近敌人的据点，属于对敌斗争较尖锐的边缘区，经常会有敌人从据点到根据地扫荡。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日寇据点附近宣传，日寇前门进，我们从后门撤退，与日寇可谓是擦肩而过，差点被日寇包围。”他回忆说，幸亏那次有内线的同志提前通知，才躲过了一劫。

　　提到被俘的危险，郭玠笑着说，当时参加革命早，转业到地方时满打满算也就是二十多岁的年纪，心中有着革命的信仰信念，也就不会觉得危险。

　　举家南下：在广州生活了68年

　　1943年从部队转业后，郭玠在东海县工作了5年。1948年2月，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华东地区从各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组建华东建设大学，学员随军南下，随时准备奔赴新解放区。

　　郭玠就是其中的一员。“党组织安排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尽管大女儿已经出生，但他和妻子还是离开了东海县，一路南下，在不同的解放区短暂停留。

　　“1948年4月，我被编入南下干部二大队，同年10月，被分配到新建立的中原桐柏区党委办公室任秘书，1949年3月调往南阳地委办公室任秘书组长，1951年离开河南继续南下，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1952年，来到南下的终点——广州。”至今郭玠已经在广州生活了68年，广州也名副其实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我的爸爸是个有大爱的人，”郭玠的女儿说，汶川地震后父亲捐出了几千元支援灾区，面临新冠肺炎疫情，今年他又捐出了一万元。郭玠身上最“名贵”的裤子和短袖衬衫，都是女儿几年前买的。

　　直到1983年11月离休，郭玠一共在广州日报工作了19年。如今已经99岁的他健康状况尚好，不但能够自己到客厅中走走，偶尔也会到阳台修剪一下花花草草。“但是我最大的爱好还是看报纸。”郭玠说。

　　他如今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还是那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