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青年汉学家：把更多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2)
中国青年报：你是如何选择翻译作品的？
韩裴：翻译《红楼梦》是我大学时候的梦想，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就被它迷住了。我最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明清小说。所以翻译完《红楼梦》之后，我准备翻译《三国演义》，这些作品还从来没有过保加利亚语版本。我即将要翻译的书还有李清照的选集、钱钟书的《围城》、陈继儒的《小窗幽记》等，这些都将是保加利亚语的第一个版本。
施露：在荷兰，汉学家的意见会对出版社选择引进哪些中国书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之前翻译的毕飞宇、徐则臣的短篇小说集，篇目都是由像莱顿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里的汉学家们挑选的。同时，出版社也会参考其他国家出版的中国作品来选择书目。我比较喜爱的中国作家是香港的西西(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我城》《鹿哨》等——记者注)，非常具有幽默感。
白锦麟：我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翻译的作品。我喜欢鲁迅和沈从文。我读过沈从文的《边城》以及他一系列描写湘西的散文。他的语言非常朴素，没有加工。很可惜，他的主要作品都已经被翻译成了法文，而且翻译得很不错，我没有机会了。
最近在做的研究是1910～1920年代在上海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如徐枕亚、许啸天和孙玉声。他们是中国最后一批用文言文写小说的作家，我准备翻译一本徐枕亚的书。
梅：我最关注的是内容，而不是作家是否有名，或者其他无关内容的因素。我也关注中国的网络文学，因为年轻人也有思想。
中国青年报：在你的国家，读者喜欢哪些中国作家、哪些中国作品？
韩裴：《三十六计》的销量非常好。在保加利亚，名作家的书能卖到几百本就算不错，《三十六计》已经卖了1000多本，是畅销书。我正在写一本小说，记录我在中国的经历，已经在网上发表了一些内容，保加利亚网友很喜欢。
现在，保加利亚读者对这些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还不太理解，但我相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特别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我在翻译作品里也附了原文。现在，越来越多的保加利亚学生在学习汉语，但我发现学习保加利亚语的中国学生很少，希望中国能够支持这方面。
施露：荷兰每年都会出版一些中国作家的书，现在越来越多。中国文学在荷兰的销量还不错，荷兰读者希望能通过阅读，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总体来说，读者对中国作家的认识还处在很浅的层次，没有达到有所偏好的程度。
白锦麟：莫言、余华的书在法国卖得比较好。莫言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有很高的知名度，获奖以后就更受欢迎了。法国人有重视文学的传统，而且很早就对东方文化感兴趣，对中国和日本的文学评价都很高。
梅：埃及和中国两个国家之间有很多相通相融的地方，所以当埃及读者读中国文学作品时，会感觉到两个文明之间的共鸣。中国文学在埃及越来越受欢迎，销量也越来越好。对有的人来说，长篇阅读不太方便，所以我现在翻译的作品都是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很多时候也会发到网上。
埃及人喜欢反映人类本质、反映某人经验的那类作品。史铁生的《秋天的回忆》、周国平的《街头即景》，都很不错。现在的年轻读者开始关注世界文学，特别是亚洲文学、中国文学。大家都听说过中国哲学，也知道中国哲学很深刻，所以连带着也想了解中国文学有什么内容。
中国青年报：翻译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稿酬并不高，在你的国家是什么状况？
韩裴：我的翻译得到了保加利亚政府的支持。《红楼梦》获得过赫里斯托·丹诺夫奖，这是保加利亚文化部对文化贡献最高者颁发的年度奖项。《三十六计》和《围炉夜话》两本书，获得了保加利亚翻译协会的“在翻译领域非常优秀的特殊奖项”。
施露：荷兰翻译者的收入可能会比中国好一点，但总体来讲也不高。不过，如果想翻译一些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荷兰文学基金会可以给有资质的译者一些资金资助，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有帮助。我在翻译刘震云、岳韬的书时，都拿到了资助。
白锦麟：在法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稿酬并不高，我想全世界都是这个状况吧。一般做文学翻译的人还有其他收入途径，比如很多人一边做教师一边做翻译。
梅：我会在翻译过程中采访一些作家。在翻译雪小禅的《被幸福淹没》、鲁敏的《谢伯茂之死》时，都采访过作者本人。我会从阿拉伯读者的角度出发提问，从而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品的内容和作家本人。在埃及，做汉语口译的人比较多，翻译书的人就这么几个，但我们一直在做。翻译的稿酬不高，慢慢来吧。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且为之努力，就会越来越好。
中国青年报：这次来中国，有什么计划？
韩裴：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在中国念一个有关红学的博士。
施露：我已经两年没来中国，想感受下当下中国的变化，并和各国的翻译家多多交流。
白锦麟：希望能找到一些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这些在法国已经找不到了。
梅：我最关注的是中国的当代文学。埃及每年都有新的中文书出版，但并不很多，新书更少。我想买中国新出版的书，只能去中国文化中心等地方去找。我希望多带一些中文书回去，尤其是年轻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陈馨瑶 蒋健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