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南越王宫宫署遗址现“印度神柱”(图)

　　大洋网讯 昔日广州南越王宫有多大？一截“千年古道”纵列于广州北京路，展示着这座古城的曾经辉煌。在“千年古道”附近建起的南越王宫博物馆，则向世人阐释着这座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城曾经的模样。从1953年广州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至今的64年间，尤其是1995年以来，涉及南越王宫遗址的考古发现，屡次刷新人们对广州城市发展的认知。

　　“2000多年前最先在今天广州北京路位置建起的南越国宫署，一些建筑材料和建筑风格，与西方的古建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成为早期中国和西方文化技术交流的重要物证。南越王宫的建筑布局，应该有点类似汉长安城的格局，约占南越国都城三分之一；之后1000年在同样位置建起的南汉宫殿，则是参仿唐长安城。”昨日，参与过1988年广州新大新工地南越国宫殿走道、1995年南越国宫苑大型石构水池、2000年南越国大型木构水闸等多处遗址发掘的考古学专家、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洪接受广州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讲述了他对南越王宫研究的最新成果。

　　全洪分析：“南越国宫苑石构大水池的发掘和遗址出土的遗物进一步表明，早在2000多年前，当时南越国与海外的交流除了物质贸易外，还有更高层次的文化技术方面的交流。”

　　南越王宫面积占据都城三分之一

　　“今日的南越王宫博物馆位置，仅占据昔日南越王宫的东部，事实上，当年南越王宫真正的主殿至今并未找到。”全洪说，“尽管如此，但考古线索如今已经大致可以推断南越王宫宫署四至范围。”

　　昔日的南越国都城究竟有多大？全洪指出，尽管文献缺少记载，但考古成果已有所体现。南越国都城番禺地处珠江三角洲要冲，北靠高山，南临大海，珠江沿城南而过，地理位置优越。考古发掘显示，南越国都城的主体东起广州的旧仓巷，西至吉祥路，北界越华路，南达惠福路，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800米，面积约40万平方米。

　　全洪展示了相关考古证据。2006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北面发现一段用较纯的红黄土夯筑而成的城墙，基坑宽约4米，残存最高达1米多，被认定为南越王宫的北宫墙。2000年春，在广州西湖路南侧光明广场工地，清理出一段南越国时期的木构水闸遗址，确定了番禺城的一个坐标。南越水闸废弃之后，东汉时期在闸口南处筑有8米宽、东西走向的夯土基础。古代城市水闸一般建于城墙之下，因此这里应当是番禺城西南角；2011年，在中山四路鸿晖大厦工地发掘出汉、晋、南朝城墙的东南角台遗址，几处城墙遗址的发现，基本上确定了汉、晋、南朝广州城的东、西、南三界。三界以外，已不见南越国时期的生活遗迹，由此可反推南越国都番禺城的范围。

　　那么，昔日南越王宫又有多大？全洪指出，尽管南越王宫的主殿至今并未找到，但考古线索已有足够证据断定南越王宫宫署四至范围：西至北京路以西的仓兴街，东至中佑大街，北至广大路至梯云里一带，南至中山四路。宫城之内，分为三大功能区——处理公务的主体宫殿分布在西面，生活起居的宫殿在中部，休闲游乐的御花园分布在东面。南越王宫宫署遗址已知面积15万平方米，占据整个南越国都城超过1/3，其中整个宫署核心区域就将近5万平方米。

　　宫殿布局仿汉代长安城

　　“埋藏在地下的南越王宫宫殿遗址应该有很多座，每座都是一组建筑群。比如西汉长安城里有未央宫、长乐宫、明光宫、桂宫等多座宫殿，每座宫殿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未央宫是皇帝朝会诸侯群臣的场所，而长乐宫则是太后居室。”全洪介绍说。

　　全洪介绍，2000年以来发掘出了南越国一、二号宫殿基址局部及宫殿内的排水设施。一号宫殿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17米。2号宫殿位于一号宫殿的西南面，仅揭开东南一角，就发现一块“华音宫”陶瓷残片。现场南越国地层中还发现一块戳印“未央”二字的陶片，据此推测，“未央宫”、“华音宫”正是南越国宫殿中的其中两宫。

　　全洪解释，西汉长安城中，未央宫在城西南，长乐宫在城东南，而建章宫则在城外西边。未央宫和长乐宫都建在龙首塬的高地上，利用地势来突出帝王威仪，并且控制全城的制高点，有利于城市和帝王自身的安全防卫。现在广州发掘的宫殿遗址也同样筑在古代的高地上，位于赵佗城的东部，这个位置和西汉长乐宫的位置相似，东南边又是御花苑，正好方便王室休闲和游玩。

　　最新考证：

　　南越国宫署建筑风格与中原不同

　　在考证中，全洪发现，南越国池苑以石料为主要材质，与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为主要的结构方式存在极大的差异。一些建筑构件的风格与长安等地的中原秦汉文化传统不同。全洪认为：“以八角形石柱为代表的形式与技术，和海外文化交流有关，很可能通过海路由印度传来。由此引论：早在2000多年前，广州的建筑和文化就有重要关联。”

　　考古专家在发掘中发现，御苑区位于宫城的东部，由北面的大型石构水池和南面的曲流石渠为中心，两者有水槽相接，构成人工园林水景。池苑遗迹发现两种大小不同的八角柱。一种高大的，有两根立于曲流石渠的弯月形石池，柱体八面，石柱顶部有凸榫，石柱通高1.65米、柱径24厘米。此柱的用途可能是支架弯池的上盖。在石陂池的西坡也曾发现这种大石柱。另一种柱较小，多数残断，可能是望柱或者蜀柱之类的栏杆构件。柱径9.5～11厘米，柱座为14×14厘米，残高最长46厘米。从形制及出土位置来看，部分小型构件应与临水的榭或亭、阁之类水上建筑有关。

　　全洪说，中外学者都认为，印度建筑一方面受希腊-波斯艺术的影响——比如著名的阿育王的独石柱——同时又保留着本土文化。印度石窟于公元前3世纪出现，公元前2世纪在西印度流行。值得关注的是，众多早于或与南越国同时期的石窟普遍使用八角形柱。巴贾(Bhaja)石窟第12窟为支提窟，窟内列柱为素面八角形柱，该洞窟的开凿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阿旃陀(Ajanda)石窟的第9窟和第10窟凿于公元前1世纪，窟内柱子也是八角柱。桑奇大塔(Sanchi1号)塔中心半圆形的覆钵，最初是公元前250年左右由阿育王修建，后在巽伽王朝时代(公元前185年~约公元前76年)扩建，底部构筑了石砌的基坛和围栏，围栏的石柱为八角形柱。这些公元前2世纪之物，年代正与南越国相当。

　　南越国时期，广州作为南越国的都城，是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现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王墓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发掘的西汉早期的广州汉墓，都出土不少与海上交通相关的海外遗物。从出土的遗物类别来看，当时输入南越国的有银盒、金花泡饰、琉璃璧、象牙等奢侈品和乳香等香料。

　　全洪由此推论：“当时南越国与海外的交流除了物质贸易外，还有更高层次的文化技术方面的交流。南越国宫苑遗址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建筑手法都与同时期我国其他地区的建筑有极大不同，却与海外的古建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要说这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东西方文化技术交流的结果更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