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我们的中国节：七夕乞巧更乞“桥”(组图)(2)
端午传承屈子魂
端午节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端、初”同义，“午、五”相通，“端午”就是“初五”。
在数千年的传承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具有全国共享意义的端午节节俗传统，那就是避瘟保健与追念先贤。从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五大节日要素，分别为避瘟保健、人神祭祀、饮食、娱乐、家庭人伦等。
先说避瘟保健。端午处于湿热的仲夏时节，疾病瘟疫容易流行，人们从生理与心理上都强烈地感受到外在的威胁。人们将端午所在的五月五日看作是毒气流行的恶月恶日，采取各种措施，“以禳毒气”。
《礼记·月令》曰：“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人们禁火，禁止陶炼，闭门掩身等。据《荆楚岁时记》载，用青、黄、赤、白、黑五色丝线，系于臂上或挂在胸前，可“令人不病瘟”。
端午节是祭祀先人的时节，除了台湾等地沿袭古老的夏至祭拜祖先外，多数地区祭祀的是具有高尚人格或对地方有特殊贡献的先贤。如楚地的屈原、吴越地区的伍子胥、勾践与曹娥、广西苍梧的陈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等。其中，屈原在后世影响最大，长江中游端午节俗中最引人瞩目的“龙舟竞渡”，传说就是为了追悼屈原。如清代同治《巴县志》所说：“至设角黍，闹龙舟，吊屈平，楚俗也。”
在余世存看来，华夏文明需要屈原来增富其诗性品格和灵魂维度。他认为：“屈原公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有着不容玷污的心灵高贵和美，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里第一个诉说自己心灵史的人。”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个关注人生的诗人，成为华夏文明史上的第一个大诗人。滴泪之恩，涌泉相报，世世代代，中国人民怀念着这个不幸的诗人。
萧放强调：“得益于端午节的周期性讲述，屈原的传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世界文化融汇的大潮中，要守住自己的文化身份，增强民族的内聚力，传承屈原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十分必要。”
节日食品象征着对岁时的感知和精神表达，粽子正是如此。粽子是南方民族的传统食品，也是南方传统的祭品，以“粢”祭神的习俗，在江南稻作区源远流长，粽即粢类食品。荆楚地区很早就有了裹饭祭水神的风习，南朝时期，这也成为悼屈的内容之一。梁朝的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明确说到，五月五日楚人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屈原，后因避蛟龙窃食，在竹筒上塞楝叶，并缠彩丝。后世改为菰叶包裹。端午节日饮食中还有菖蒲酒、雄黄酒，以驱邪避疫。
端午节赛龙舟传统至今在南方水乡地区传承，并且主要表现为水上竞技运动。竞渡的风俗在古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唐人张建封的《竞渡歌》：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萧放指出，聚合家庭情感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要素之一，端午节自不例外。除了祭祀祖先等传统节日内容外，端午节还特别重视未成年的女性，明代北京端午期间，家家以石榴花装点小女孩。直到近代，在江苏、湖北、陕西一些地方新嫁女在端午节也要回娘家省亲，她们带着幼儿回娘家，称为“躲端午”。
七夕乞巧更乞“桥”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
七夕节源于汉代，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这是我们目前所知有关七夕的最早文献资料。古代妇女七夕乞巧也屡屡在唐诗宋词中被提到，唐朝王建有诗云：“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
今天许多人把七夕称为“中国情人节”，对此，任宝菊和萧放都表示不太认同。任宝菊强调：“准确地说，七夕节是传统节日中唯一一个属于女性的节日。”萧放也指出，传统七夕是女性节日，它主要强调“乞巧”，女子希望自己能够心灵手巧。七夕还通过牛郎织女的故事来强调两性的爱情忠贞。此外，七夕还与科举考试有关，据说七夕是魁星的生日，而魁星是主管科举考试的神仙。
也有学者认为，七夕是父权社会出现之前的神话母题，是请神下凡又送神上天的仪式，乞巧的最初意思为向天神乞桥，“乞求沟通的桥梁”。
余世存指出，农历的七七这一天多半在阳历的八月上旬左右，在上古中国结绳记事的时代，七七前后发生的事情是以升卦、讼卦、困卦这几个卦符号表示的。即，在每一年的八月上旬，会有因瓜果农作物丰收而产生的纠纷和困局。
人们在争斗中寻求突围解决之道，希望请神下凡化凶为吉，而天神下界则需要虹桥。余世存说，七七的祭神仪式最早跟男人无关，是女人们的工作。白天男人们互相争斗，而夜晚天然地属于女性，女人们虔诚地祈求和平与顺遂。“在文明的时间流逝中，在出现争斗、困境的时候，我们需要乞桥，以与世界沟通。”
文字出现后，桥与巧相通。乞桥的请神仪式就逐渐转变为乞求心灵手巧的祈祷仪式，比如，穿针乞巧、投针验巧、吃巧果、拜织女……
在余世存看来，“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是中华民族在集体无意识层面，寻求解决困境的表现。
“‘牛郎织女’的故事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那是一个文明坎陷、充满苦难的时代，河南南阳等地是离乱最为严重的地方。而‘牛郎织女’的故事相传就发生在南阳。”
某种程度上，“牛郎织女”成了中国故事的母题——穷苦困顿的主人公需要过上好日子，得有另类异类的女性来救助，从《聊斋志异》到今天的宅男幻想，莫不如此。余世存认为，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牛郎可以被解读成古老的中国，命运多舛，负重前行，问道于神灵。
余世存指出：“我们今天看待中国民众对文明的判断、对寻求文明突破的努力，通过七夕这个节日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七夕不仅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也是关于文明如何走出困局而新生的故事。”
中秋月圆人团圆
关于中秋节的起源，学界说法有三：一是源于上古时期就开始的月亮崇拜，二是源于祭祀月亮女神嫦娥，三是源于古人在秋季为庆祝丰收而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活动。而我国“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课题组”撰写发布的《中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中指出，这三种说法只是用来解释中秋节某些习俗的起源的，不能用来说明整个节日的起源。因为这三种活动在上古时期就有了，而中秋节在唐代以前的记载中还没有出现。
宋代专门记载风俗习惯的周密《武林旧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这两部书，就都设了“中秋”条目，较细致地记载了北宋以来的中秋习俗。但中秋节最初形成的时间还是要往前追溯。
根据大量的诗文记载，唐代就有了在八月十五赏月、饮酒、赋诗的习俗，而且在文人、社会中上层已经蔚然成风。可以判断，唐朝已经形成了中秋节，宋代则是中秋节的繁盛期。明清之际，唐宋时偏重于精神玩赏的中秋节，逐渐转变为注重世俗人伦的中秋节，月饼也开始流行。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饼必圆……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二尺者。”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中秋为花好月圆之时，人们由天上的月圆联想到人事的团圆。萧放说：“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同时也因为人们在世俗生活中更加认识到家族社会的力量，因此人们在思想情感上，对家庭更为依恋。”
明月的意象与意境，还结出了禅宗美学的文化硕果。冯骥才在《我们的节日：中秋》一书中这样写道：”大团圆的结局、大团圆的意向、大团圆的人生理想，是中国文化的情结……月亮圆通的形与光，直通圆通的佛性。具有圆满之美的禅是众生之本性、生命之灵光，是生命的自由境界，是审美的最高境界。”
重阳登高百事高
寒露时节中，有一个节日，就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
余世存说：“‘九’在易经中是阳数，九月初九正好是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所以又称‘重阳’或者‘重九’。”重阳节最早见于记载是在三国时代。据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萧放在《重阳节俗漫话》中曾指出，登高野宴，是重阳节俗的中心内容。登高的原始意义在于逃避灾祸，重阳为何登高，登高又何以能避祸？
“重阳天气初寒，人们容易感染时疾；而且在神秘的阴阳观念居支配地位的时代，九九重阳意味着阳数的极盛，凡事盛极必衰。因此，重阳之日是令人生畏的灾日。而登临高山，在先民观念中意味着靠近天神，易获福佑。”萧放写道。
用新收获的黍稻制作而成的重阳糕是重阳秋祭的祭品。糕在汉语中谐音“高”，是生长、向上、进步、高升的象征。据北宋吕原明《岁时杂记》记载，宋人在九月九日天亮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更祝曰：愿儿百事俱高。”
如果说清明节是“踏青”迎春，重阳节则是“辞青”送秋了。重阳昭示人们在人生征途上继续登高，珍惜最后一抹夕阳，与黄菊、红叶共抗寒霜；重阳也自然而然地在后世发展为祝寿节、老人节。
百善孝为先，如何让老年人在晚年仍活出价值和精彩？任宝菊认为，在人口老龄化的今天，“重阳节提示老年人要老有所为，而社会应该为老有所为创造条件。”
任宝菊曾连续20年跟踪调查北京某社区，也因此结识了社区里的一位张姓老人。张老从64岁到如今84岁，一直以志愿者身份在做社区工作，比如把老年人组织起来，在两会期间自发站岗巡逻，春节包饺子送给没能回家过年的门卫，腊八组织老人熬腊八粥给全社区的人分享……
任宝菊说：“张老把整个社区的老年人全部调动了起来，下至刚退休者，上至年近九十者，都在发挥余热。但这些老人的努力一直没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任宝菊建议，“政府应该专门设立一笔‘重阳基金’，对这些老人的奉献精神予以鼓励”。她认为，这是一个关系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科学发展的现实问题，应得到各界关心重视。
近年来，“找回我们的节日”成为一句文化复兴的口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得到关注与倡导的今天，上述传统节日及其内涵所面临的挖掘传承、与时俱进等问题，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关注。
萧放认为，曾经，在“革命”的语境之下，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习俗一度被阻断、禁止、改造，这导致了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文化记忆的遗失，一些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也给其传承带来了困难。
萧放说：“全球化与民族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人们在彼此的接触交流中越来越欣赏对方的文化，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传统的节日文化正是这样一个交流展示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是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标记之一。我们应该从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传承人类文明的高度认识我们传统节日的价值。”(蔡梦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