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土长的中国“老外” 安地：望长久留在中国

　　去年底，电影《邪不压正》代表中国内地出征第91届奥斯卡奖。在国内上映时，电影里那个操着一口纯正北京话、戏份也不少的外国面孔“亨德勒大夫”让人印象深刻，但绝大多数观众对这位演员并不熟悉。实际上他是来自美国的演员Andy Friend，多年的中国生活让他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就连他的中文名字都很接地气——“安地”。

　　安地记得，上世纪60-80年代，在父母作为援华专家居住的友谊宾馆中，黄永玉、韩美林、杨宪益等大师是家中的常客；青年时期的他从学美术到开始“染上”电影爱好，先后经历了与我国第五代导演顾长卫、田壮壮、姜文、李少红等人的深度合作；而后安地闯荡好莱坞十余年，并在2003年再度回到北京。这一落脚，又是15年。

　　如今已经53岁的安地希望继续留在中国发展。“我的根在中国，汉语是我的第一语言。”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逸男

　　安地现在的家位于北京三里屯，他把记者带进他的小书房，有些杂乱的空间里，摆放着他喜爱的小人书、摇滚 CD和各种书籍，还有淘来的中式小家具。安地泡上一杯咖啡，随意地盘腿而坐，向记者讲述起他一家三代的“京漂”故事。

　　从小受中国美术熏陶

　　或许是长期从事绘画的缘故，1966年在北京出生的安地，对于过去的事情仍记得十分清晰。安地的母亲季丽玫是一位意大利收藏家，曾在苏联学习汉语，后回国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亚洲历史、美术史等，1964年受邀来到中国工作，翻译老舍、鲁迅等人的作品；安地的父亲费兰德则是一名医生，在美国从事文教工作，1960年到中国后为新华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外宣工作，并给多部中文纪录片做英文配音。

　　父母的渊源为安地接触中国传统艺术和文化提供了天生的土壤。在北京，他接受地道的中文教育，从友谊宾馆旁的托儿所，到西颐小学、人大附中，安地于1983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成为当时全国仅招的五名新生之一。在校期间他曾受到国画大师黄永玉、李苦禅、李可染、许麟庐、韩美林等人的熏陶。

　　广州日报：父母对你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上的影响如何？

　　安地：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就陪着我母亲去见很多画家。上世纪70年代末，我母亲写文章将中国的知名画家介绍到国外，像许麟庐、李可染、李苦禅、黄胄、韩美林、黄永玉等。第一批从国外来收藏中国画的博物馆就是在那时候通过我母亲找到这些画家，并收藏了他们的画作。

　　在文学方面我挺惭愧的。因为中国的文字和文学都需要很多的练习，但那时候我调皮捣蛋，不肯好好学习，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又开始玩摇滚和做电影，也没有很多时间看书。这是我特别遗憾的事情。

　　广州日报：你后来进入中央美院学习国画，这些画家对你有什么影响？

　　安地：我的绘画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但是这些大师的画画风格和状态，我都牢记在心里。他们对我很有启发，但不是说某一种美术风格，而是那种精神状态。搞音乐和画画的人其实被赋予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空间，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土生土长的中国“老外”

　　正如安地的英文名Andy Friend一样，在友谊宾馆居住的20余年，他结识了很多亚非拉国家的朋友。

　　现在的安地须发灰白，但神情中还是透着“老小孩”的顽皮。他能够说一口纯正的“京片子”，能和朋友一起玩摇滚、做电影，和天南海北的发小们保持着联系，这些都和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有着密切关系。安地坦言自己与这片土地有着很深的缘分。

　　广州日报：你的北京腔是怎么形成的？

　　安地：凡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会说是在社会大学、在马路上学的。因为小时候我就经常和北京当地的朋友一起玩，那时候说话已经特别“京片子”了，像“我告儿你”什么的；再有就是听收音机学的，小学时候我们买半导体收音机，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听评书，我经常是抱着收音机，一边吃饭一边听。现在我的汉语也非常标准了，汉语可以说是我第一语言，我每天一出口就都是汉语。

　　广州日报：你小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意识，自己和中国小孩不一样？

　　安地：那时候总有人会盯着我们，觉得我长着黄毛就是外国人。这种意识随着长大会越来越少。但我父母从来没说过我跟中国小孩不一样，他们还跟学校的老师讲，对待我应该跟对待其他中国小孩一样，如果犯错了该处分就得处分。毕竟我在北京生北京长，接受的文化和教育是一样的。

　　广州日报：如何看待“老外”这个称呼？

　　安地：原来北京人说“老外”是什么？是指你外行，说“你老外了”是指“你不懂”的意思。后来各个国家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大家不知道该称外宾、外交官还是外国专家，这才开始统称“老外”。

　　在广州迷上电影

　　父母并没有为安地规划很长的未来道路。喜欢画画的安地进入国画系后，和敦煌来的一批画家在进修班一起学习临摹。十七八岁的安地正值青春期，不久后他就加入一群摇滚青年，开始玩摇滚音乐并成立乐队四处演出。

　　安地把人生中的许多经历称为“碰巧”。至于对电影的嗜好，安地说是从广州开始的。安地当年去香港度暑假，在回北京途中得知有某部好莱坞电影在广州拍摄的消息。因为天生具备双语能力，安地兴致勃勃来到广州，顺利加入剧组成为一名双语翻译。这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他被安排在刚开业两年的白天鹅宾馆居住，彼时还是个穷学生的安地因为这份工作拿到了不菲的工资。

　　广州日报：你在广州待了多久？对广州有什么印象？

　　安地：那是1985年，我在广州住了八个月。拍摄的时候，我们就住在沙面岛上的白天鹅宾馆，旁边特别安静。当时广州火车站对面还没有高架路，也没有高楼，差不多都是树比楼高。

　　广州日报：你当时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安地： 我当时做翻译，第一个月陪着制片人每天开会，去珠影的摄影棚，然后对接制片方；拍摄的现场是从沙面岛坐船，沿着河道到达上游。我们每天坐差不多半个小时去取景地拍摄。

　　后来剧组从外地租了一批船拉到珠江里。后面六个月我就陪着船组，每天开着小摩托艇，在珠江上把这些船推到不同位置，有时候碰到刮台风，很多事情要操心，但心里觉得特有意思。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染上电影这个“恶习”，觉得电影这东西好玩，每天都有新鲜事儿。

　　广州日报：在广州待了八个月，你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安地：最喜欢晚上坐在路边架个小桌子，泡一壶茶，然后桌上放一大盘虾，我就在那剥虾吃。

　　23岁时暂别中国

　　1986年的冬天，安地再次回到中央美术学院上课。因为有过剧组的经历，安地又参与了当时几部好莱坞电影的制作，开始进入半工半学的状态；到上世纪80年代末，安地的母亲和父亲因病先后去世。23岁的安地收拾了父母的行李，离开了生活二十余年的北京，从此走上了独自谋生的道路。

　　安地的电影简历不算长，但在好莱坞闯荡的那十余年，凭借出色的多语能力和电影制作经验，他逐步积累下好口碑，也参与了《谍影重重》《蝙蝠侠》《史密斯夫妇》等好莱坞大片的美术和特效制作。他也因此结识了一些中国导演，曾为顾长卫导演担任翻译参与过三部电影，又为姜文导演的几部电影制作了特效。生长在中国的独特背景为安地在好莱坞开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后来他也在美国结婚生子。

　　广州日报：当年离开中国是什么心情？

　　安地：在我十六七岁时母亲去世，二十来岁时父亲也去世了。我的20年人生，包括我父母这一代人的故事，就像一本书一样暂时合上，告一段落了。我去欧洲待过一阵子，然后去了旧金山找工作。到了美国以后，我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一路走来运气不错，但也挺难。

　　广州日报：后来怎么进入好莱坞的？

　　安地：后来我就放弃了画画，在电影里做机械组工作：搬设备、开卡车、推轨道，负责灯光、摄影等，做了四五年后就自己拍电影。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沙漠里拍戏，我看到剧组有一沓故事板，一问才知道画故事板一天能拿500美元到800美元的工资。我学过画画，能画得比较好，所以后来我找工作就专门做这个。

　　第一次进入好莱坞，是《天使爱美丽》的导演当时拍摄电影《异形4》，需要一个会法语的美术制作人员，然后我就找到他合作，之后就一直在好莱坞做电影。做这种工作都是靠口碑，慢慢地有人介绍其他影片让我去参与。

　　广州日报：当时有没有想过做演员？

　　安地：有一些中国导演也跟我说应该去演戏，但我自己没考虑过，因为我有过几次这种经历，比如导演说有场戏需要我演一个外国人，开机后说我汉语太好了，听上去像配音，能不能加一个外国口音，后来我对这类角色就也没兴趣了。但这次碰上姜文的《邪不压正》这种故事，我就觉得特别合适。我也跟他说了，你要让我演，我就演一个纯讲北京话的人，也不用解释这个人为什么会说北京话，就是这么一个人。

　　回北京再续前缘

　　好莱坞的生活和安地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北京反差很大，他时常会想念北京的生活。

　　阔别十余年后，在2003年，安地携家人再次定居北京，他将好莱坞的电影制作经验和特效技术带回中国，并成为第一位被国家电影局批准在中国编导电视节目的外国导演。

　　加入《邪不压正》剧组之前，安地很早就认识了姜文，并为《一步之遥》《让子弹飞》等姜文导演的影片做过概念设计和特效。

　　广州日报：你怎么给儿女讲述父辈在中国的故事？

　　安地：我的大女儿是1998年出生的，2006年又收养了一个小女儿。从小我就跟大女儿讲中国文化，我带她来过一次中国，在北京见了我的老朋友，就像回老家一样。我带她回来的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想让她学汉语。我比较重视家庭跟孩子的关系，这个比事业更重要。

　　望长久留在中国

　　最近一两年安地画画较少，主要做电脑美术。空闲时，他喜欢骑着自行车到三里屯逛逛菜市场、去工体看音乐会、去集市淘一些老式工艺品等。

　　年过半百回到出生地，安地记得最深的始终是老北京互相串门的那种氛围。安地觉得，老北京的文化底子还在，这让他有故乡的感觉，他的根始终是在这里。

　　广州日报：现在每天的工作状态如何？有什么新的打算？

　　安地：我一直是自由职业。现在每天都要写写东西，一周得开几次会，做电影的策划、设计；我自己也准备做几部电影，关于敦煌莫高窟的，还有关于朋克音乐的；然后整理下以前的生活记忆，想画一本小人书。

　　广州日报：北京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安地：之前的经历是我没得选择的，我主要是吸收。之后我回来则是一种付出或者参与，养两个小孩，和北京这个文化一起生活一起成长。我觉得大家如果都能慢下来，感受一下身边的人和生活的节奏，找一个近一点的生活空间，特别重要。

　　广州日报：春节打算怎么过？未来在中国有什么打算？

　　安地：春节我就打算留在北京，这会儿北京最安静，我们就自己做点饭，偶尔骑个自行车，该串门就出门，天气也好。未来我是希望能在中国长久地居住下去，因为我是在这片土地上成长的。虽然目前我持美国护照，但是我在美国没有什么牵挂，我也考虑过退出美国国籍，我很愿意在中国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