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溯源中国古代服饰文化

　　溯源服章之美

　　今年河南春晚凭借一众从国画里“跳出来”的俏皮、可爱小姐姐带来的古典舞《唐宫夜宴》，让国人再度领略传统中华服饰之美，满屏刮起“中国风”。古人有云：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可见，华夏民族的名字也与这华美衣裳渊源颇深。

　　在实现“避寒暑，御风雨，蔽形体，遮羞耻”等实用功能的同时，服饰作为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还具有“分尊卑，别贵贱，辨亲疏”的文化功能。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以历史演进为序，展出近130件(套)文物，涵盖玉石器、骨器、陶俑、服装、金银配饰和书画作品，系统呈现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脉络与文化内涵，也勾勒出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生活画卷。

　　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开始注重穿衣佩饰，服饰观念显现，中华服饰文化由此发端。

　　经过商周时期的演化，服饰逐渐成为等级区分的重要标记，一直延续至春秋，彼时贵族穿一种上下身不相连属的服制，称为“衣裳”。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出现了一种新式的、将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服装，称为“深衣”。这种衣服“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由于深衣广泛流行，从周、秦、齐、魏及中山等国的遗存中，都能发现深衣的踪迹。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人物龙凤图》和《人物御龙帛画》上，可以清楚看到当时人穿着深衣的模样。无论性别，这种服装样式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幅向后拥掩的曲裾，即下摆极为褒博，有一大片拖曳在背后，显得雍容华贵。这种样式其实是为了解决上下衣相连属的问题。从渊源上讲，南地楚人着深衣并非自己的发明，其实是效法北方诸国。但至西汉，楚风流传全国。

　　展厅里一组出土自河南洛阳的战国时期玉佩，展示了古人佩玉的习俗。《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当时人们的典型服饰是上衣下裳，腰前系巿(音“福”)，玉佩为垂在巿上的饰物。成组的玉佩彰显其贵族身份，身份越高，组玉佩越长越复杂，反之身份低微。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下草原民族与中原地区人民逐渐融合，促进了服饰巨大变化，形成了与汉魏时期大不相同的隋唐服制。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中陈思王曹植及周围侍从的形象可见，人物都戴高冠，脚上穿有翘头的鞋子。实际上这反映了由北魏孝文帝时期实行汉化政策的成果。经过他的彻底改革，北魏服制已具备华夏之仪态。

　　至隋唐时代，南北统一，服饰由汉魏时的单一体系，变成华夏、鲜卑两个来源之复合系统，由单轨制变为双轨制。两套服装体系互相补充，形成一个上至宫廷下至百姓的着装整体面貌。这一点从唐朝初年的杰出画家阎立本那幅著名的《布辇图》中可见一斑：一身红袍的唐代礼仪官在前，吐蕃使者在后，译员跟随。从中可见，大唐官员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员在着装上的差异。

　　盛唐时的长安等城市居住着大量异邦人，服饰上吸收了胡服特点，款式更为新颖，色彩、图案也愈发绮丽、丰富。展厅里一组唐时彩俑再现了这一特质。

　　唐末至五代，国家虽再度南北对峙，然而服饰形制得以延续。在南唐宫廷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可见不同级别的官员均戴唐式幞头，着圆领长衫，配以乌皮靴。而主人韩熙载一身便装打扮，头戴高装巾子，穿交领便服，与身着团花长衫、手执官扇的侍女及家中歌伎们融为一体。韩熙载所戴巾子的式样还出现在了之后宋人头上，虽有变化，总体风格依旧。

　　有趣的是，当这种“高装巾子”被具有广泛影响的文人所佩戴，在短时间内形成服饰潮流，成为典型的宋代文人士大夫装束。甚至因为这样的巾子成为苏东坡特有装束的一部分，还被时人唤作“东坡巾”。其实只要看看《韩熙载夜宴图》，就会明白，这不过是古代样式的复兴。

　　在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画家张择端以众生相的面貌写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的繁华与危机。我们在欣赏其构图巧妙与寓意深刻之时，不难发现当时市民阶层的着装打扮如此丰富多彩，体现出职业上的明显差异。从事各行各业的市民衣着均不相同，令人一望而知他们的社会地位。例如裹香人的装束是“顶帽披背”；质库掌事者着皂衫，系角带；为酒客斟汤换酒的妇人，必“腰系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不一而足。

　　此次展览中的重点文物之一《中兴四将图》中，著名将领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四人及身旁随从，体现了当时武将的风范。四将头裹巾子，于便装外加彩绣捍腰，这在宋、元作品中所画的契丹、女真胡骑中十分常见，而在中原武将常服中却是少见。但是这幅图中，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身边家将的便服，与金人男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虽然彼此影响的原因不尽相同，或为政治需要，或从生活出发，但可看出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民族融合多出于现实要求，即使是在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时期，也是如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卓歇图》比对观赏，此图传为五代契丹画家胡瓌所作，再现了女真贵族在狩猎歇息时邀南宋使臣宴饮观舞的情景。

　　明初恢复汉唐传统，承袭唐宋的幞头、圆领袍衫、玉带，奠定了明代官服的基本风貌，并制定了明确细致的服装仪制，以补子、纹样、佩绶、服色、牙牌等来区分官员品级。此次展出的5件明代岐阳王世家文物——《陇西恭献王李贞像》《孝亲曹国长公主像》《赠南京锦衣卫指挥使李佑像》《太保袭临淮侯李言恭像》和《临淮侯夫人史氏像》，均系国博馆藏一级品，在古代服饰史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且为首次亮相。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明代政府重视农业，推广植棉，棉布得到普及，普通百姓的衣着也得到了改善。

　　除了古代服饰形制的实物，展厅还带来不少线图，以及15尊不同时代的着装复原人像。从外衣、内衣、鞋履、冠带到配饰、妆容、发型，及至面料和纹样，都给出历史依据。行走其间，与历史邂逅，领略一场跨越千年的“时装秀”。

　　从袍服到衣冠，及至配饰，服饰里各式装束演变的过程，千百年来无时无刻不映射着民族融合的历史，更是文化相互渗透，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向纵深发展的写照。它们不仅生动揭示服饰变迁史，也讲述着朝代更迭、文化传承的故事。（王建南）